比如，在现代韩国的军政府时期，“武臣之乱”就不叫“乱”，而是叫“武人革命”，得到了全方位的赞扬，意义也被抬升为正当的革命运动。在学童教育中，都会组织大家观看崔忠献等人的“伟人传记”。在这个话术里，和狡猾自私，对外软弱、对内贪婪的文臣不同，武人都是非常单纯的，都为了国家本身而尽忠的。连经常发动兵变的三别抄军，也被视为抵抗蒙古的英雄。他们发动的自然也不是以下克上的叛乱，而是拯救国家的行动力。
但后来军政府失势，“文民政府”上台，于是“武人革命”又被贬回了“叛乱”，连带着对崔忠献等人的赞扬也跟着消失了……可见，这种评价也是完全看后世谁赢。失败了叫叛乱，成功了就是革命了。大概高丽人的传统就是这样吧。
当然，就算去掉这些后世强行增加的概念，以这些武臣的政治能力，他们的政权本身也不太能持久。
崔忠献的曾孙崔竩统治时，有个将领叫金俊，比较有能力，因此得到了提拔，成为重要的三别抄军的将领。然而之后，崔竩开始宠信新一批亲信崔良伯、柳能等人，而疏远金俊，金俊对此非常不满。
1258年，金俊同林衍、柳璥、崔温等人，以三别抄军为主力发动兵变，杀死崔竩。虽然后来，其他人又打出报仇的旗号，攻杀金俊，但崔氏武人政权的心脏人物身亡，还是重创了武臣集团。权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回到了高丽王手里……
经过这么多年折腾，高丽人实在是疲惫不堪了。因此，王保保率领军队攻打过来的时候，打出了让大家都能各尽其职、为大元效力的旗号之后，很多武人就没有打算抵抗。
尤其是掌握一线军队的中下层军官，对王保保更加亲近，因为之前的尝试已经证明，不管高丽王、文臣还是武臣，都不是一般的抽象，没有办法好好管管这个国家。相比起来，在王保保这边打工，比回到那个稀烂的高丽政治体系里，要舒服太多了。哪怕是李成桂这样的大将，因为出身尴尬的原因，也更倾向于和元朝合作。
所以，王保保的新征东行省班子，接管了高丽政权之后，他们这边的动员能力，反而比以前要更强了。这一系列措施，都在开城京实施下来。因为恰逢新年，也被称为“开城之春”，得到了众多高丽武人的拥护。
而在倭国，情况其实也差不多。
虽然大家都觉得，大元的体系很糟糕，但这个也得看跟谁比了……
如果说高丽那边，是朝廷问题频发，只能勉强维持，那么“文化”更淡薄的倭国，干脆是维持都维持不下去了。
在次之前，倭国就已经陷入了长期内乱。本来就弱势的中央权威受到了严重打击，甚至连作为“粘合剂”的倭王法统，都一分为二。
为此，元军也想了很多方法。法理上，他们引入了抽签的制度，暂时解决了南北两系倭王的法统纠纷。当然，大家也知道，这些其实都是表面因素。实际上的问题，还得看具体的组织。
当然，这事儿对于元军来说，也不难。跟着王保保跑到现在，还没有散伙的人，都不止是一个军事组织了。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在漠北都能坚持生产、屯田。倭国虽然地形气候都不好，但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这么糟糕。其中一些土地，还是有开垦价值的。
之前，倭国之所以“爆炸”，很大原因人口过剩而土地稀少。尤其是元朝的进攻之后，朝廷拿不出足够的封赏，去奖励战争中有功劳的人，抚恤那些遭遇损失的势力，使得所有人都非常不满。
而元军到来之后，很快开辟了不少新庄园，雇佣那些无处可去的倭人，任命其中强力、有能的人，担任庄园的庄头，指挥其他土人进行开垦耕种。行省给这些人分发先进的工具，派人教授他们如何耕作，换取他们对行省统治的服从。
元军的管理能力其实也不太行，这些地方虽然名义上是行省直辖，但除了几处条件相对更好的山间平原，很多地方还是采用包税的制度。行省每年会来收取粮食，作为军粮。庄头也必须给元军提供人口，参与徭役和兵役。除此之外，就不太管了。
不过，对土人来说，这种管理方式就刚刚好。因此，大批生活无着的倭人，包括山间和海岛上的盗匪，都纷纷出来向元军投降，换取行省的诏安。那些四处抢劫的倭人匪帮，都减少了很多。
同时，为了筹备对明朝的战争，征东行省也大批征召土人，去辽阳乃至更远的地方。
和明朝的作战，元军其实败多胜少。因此，总是需要源源不断的土人去填线。如果是正常的国家，从事耕种的土人，都会多少有些抵触这种远征。但倭人就不太一样。
此时的倭人，已经习惯了四处游荡，社会上本来就有大批流浪的匪徒和佣兵。而且，可能是倭人的家乡条件太过恶劣，因此这些人普遍不太在乎——既不关心别人的命，也不关心自己的。这个心态，算是完美的填线炮灰了。
就算清楚自己的定位和命运，这些人也没有什么怨言。只要给口饭吃，就算是非常好的雇主了，为此让他们跑到南洋都不成问题，何况这边。所以，这些四散的倭寇，也被行省组织了起来，视为廉价好用的兵源。
就这样，“开源节流”之后，倭国的人口问题，反而开始缓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