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和暹罗的战争，确保了爪哇行省对于河口地区的控制权，以及对于贸易港的掌控。不过，湄南河腹地，还是暹罗王控制的地盘。
当时，爪哇行省对于那边也没有什么兴趣。在他们的意识中，这地方就不适合人类居住，只有当地这些奇怪的蛮夷能够在潮湿闷热的河边生存。即使是为了生意，在这边奔波，他们也大多居住在几座位置少好一点的城里，对于土人的土地，其实没有什么统治欲望。
然而，过了两年，情况就迅速发生了变化。
当时，爪哇地区的天气不太好，行省控制的各个庄园产出都出现了减产。陈文康等人下达命令，要求大家不能随便出售手里的粮食，但是，只有他们集团直接控制的苏门答腊、爪哇等岛屿上的地盘，还听从命令。其他那些在之前的战争中，被击败而被迫臣服的土王和商团，都阳奉阴违，不但不按照行省的吩咐，好好囤积粮食，应对饥荒，甚至连战争所需的基本军粮配额都不去完成，反而趁着粮价高涨，更加卖力地从庄户手中搜刮存粮，然后抬价卖出去。
当时，占城和安南正在进行激烈交战，两边都想要购入更多的军械、粮草，以求在拉锯战中取得压到对方的最后一枚筹码。南洋的土王和商团们因此赚的盆满钵满。与之相对，行省要求他们储备和上交的粮食，却是一种赋税，是无偿的。那么，大家当然就会本能地试图规避缴纳行省的份粮，而把这些“省下来”的部分，都卖给交战中的客户们。
这些行为，让陈文康大为光火，扬言要发兵攻打这帮不知好歹的家伙。一批军官也赞同他的意见，认为不听行省的命令，就是不服大元的管理，属于“谋大逆”的严重罪行，应该出兵剿灭。
他们认为，就是之前对这些地头蛇太过温和，没有除恶务尽，相信了他们将要改邪归正的鬼话，才造成如今这样的结果。所以，应该对那些地方，进行“第二次征伐”，彻底消灭这些势力，才能稳固行省的形势。
当时，爪哇行省内部，已经在数年的征战之后，出现了好几股势力。投降的土人首领和汉人商团自不必说，随着屡次的战争和扩军行动，爪哇军队也逐渐具有了一些话语权。
和这些地头蛇不同，军官们几乎都来源于大元本土，属于“南渡人士”，而且很多人出身也不高，甚至家境都不怎么富裕。有些是被陈文康他们，通过各种关系聘来的，还有一些甚至单纯就是老家太穷，已经混不下去了，出来赌一把。这些人的唯一立身本钱就是军功，希望能够通过战争，获取官职、庄园和金钱。所以在很多方面，和本土势力是格格不入的。
陈文康本人其实更偏向于军官团体，毕竟这些人就是他自己带出来的。而且，他其实也是“外来户”。要不是当年巨港本地势力把他欺负的太狠，他都不一定会起兵呢。不过这时候，谋士郑先生连忙劝住了他。
郑先生认为，现在的情况，和刚起兵的时候，终归是不一样的。对付各地的藩属，也不能一味再去攻杀了。现在执掌行省，就得换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得想一想其他办法，用更温和的方式去解决，才是最好的。
郑先生虽然是文人，但加入爪哇军队很早，而且多次献出妙计，使得军中众人都很服他。听到他这么说，大家也就犹豫了起来。于是郑先生就自告奋勇，说要去拜访那些不配合的人，探探他们的口风。说服了陈文康暂缓行动之后，就搭乘一艘商船出发了。
虽然和陈文康关系密切，但和他们团队其他核心成员不同，郑先生并不是闽人，而是苏州一带的读书人。那边的文风昌盛，一直都是江南地界的核心，以出才子佳人闻名的地方。所以，其他人也不太把他当成完全的“舰队派”，在各处都能说得上话。
不过，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因为明朝的原因，背井离乡，逃了出来的。
元末，江南土地大多为豪强所有，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实力雄厚。朱元璋灭张士诚之后，这些豪强依然有不少在怀念元朝或者张氏，对明朝持敌视态度。
此外，地方上的豪强过分压榨农民，既和国家争夺赋税来源，又不利于经济的恢复。朱元璋对此十分清楚。因此，他决定效法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做法，强制迁徙富户。
洪武三年八月，朱元璋下诏指责江南地主生活奢侈，危害社会。他说：“近代以来风俗非常奢侈，地方上富民的衣食住行，竟然和公卿贵族一样。”又说：“元代朝庭昏暗无能，权力和财富都让下边夺走，所以终于演变成大乱。”随之开始强制迁徙的工作。
第一批人，是以守卫祖陵的名义，前往凤阳。当年，就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府各地。
当然，这个也只是口号，毕竟以朱元璋的家庭背景，也很难有“陵”给大家守……而此时长江以北、淮河流域的地区，经过战乱，人丁凋敝，经济被破坏得十分严重。因此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以这个理由，迁去填充的。
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苏北的泗州和盱眙。此时这些地方都属于凤阳府。之后，朱元璋又迁徙了一批富户去淮安府属下的盐城、邳州、睢宁、宿迁等地，进一步充实当地人口。
这几次迁徙，效果让朱元璋非常满意。他专门评价道：历史上汉高祖曾徙天下富豪于关中，过去我认为不好，如今想来，首都是天下根本，才知道有的事是理所当然，不得不做的。”于是再接再厉。
苏北的人口充实之后，朱元璋甚至把南京也当做目标地。洪武二十四年，徙天下富户五千三百户于南京，三十年又徙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可见这时候已经不止是为了恢复经济，单纯就是为了防范富户了。
当然，富户本身，对这些举措肯定不会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