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的是Ju 87在贴近海面的低角度俯冲下，能命中英军战列舰至少一次，并迫使他们撤退。
这是一个三层赌局。
每一层翻面的概率，都低于五成。
但他没有更好的牌了。
“但愿那些斯图卡能击中港口外的两艘战列舰。”
隆美尔的声音很低，低到指挥车另一头的通讯参谋必须把耳机摘下来一只，才能听清这位陆军元帅的命令。
“无论以什么代价。”他说，“让那两艘船离开炮击位。哪怕只是让它们改变阵位、暂时停止射击，我的步兵就有重新进攻的窗口。”
高斯把命令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抬头看了隆美尔一眼。
他看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却已经在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酒桌上听过无数遍的表情。
高斯到非洲，是三个月前的事。
1940年10月21日，他从波茨坦的总参谋部学院乘船抵达的黎波里，接任非洲军参谋长。
那一天，他第一次见到隆美尔。
那一天之前，他和这位刚刚被晋升为中将的隆美尔没有任何共事经历。
隆美尔在法国战役里是第七装甲师师长，他在波茨坦还仅仅只是装甲战术研究室的中校教官。
两个人此前唯一的交集，是高斯在1940年7月的战役复盘报告里，把第七装甲师那条“穿越阿登、抢渡默兹河、七天突进三百公里“的进军路线，作为反面教材中的正面案例，讲给陆军军官学院的学员们听过两次。
讲第一次的时候，坐在会议室角落里的一位老上校，听完高斯的板书，笑了一声。
那位老上校在1918年的西线和隆美尔一起待过。
他对高斯说，少校，你的板书画得很清楚，但你没画到那个人。
高斯当时没明白。
他在三个月前抵达的黎波里的那一天起，开始一点一点明白。
而今天下午五时二十分，在这辆铁皮装甲被烤得发烫的指挥车里，他终于完全明白了。
那位老上校讲的“那个人“，过去三个月里，他每天看见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冰山真正的下面那一部分，藏在两张高斯只在战报和酒桌闲谈里听过的面孔后面。
第一张，1940年5月13日，默兹河畔，色当。
那一天，隆美尔站在一座被法军炮兵反复点名的临时浮桥前面，做了一个让整个第十九装甲军指挥官古德里安上将在电话里拍案叫绝的决定。
他放弃了原定的工兵架桥方案，把第七装甲师的先头团直接赶进了默兹河里游过去。
那一天他自己也下到了河水里，胸口以下泡在五月的冰水中，在对岸的法军机枪火力下站了四十分钟，直到第一辆三号坦克从浮桥上开过来。
战后，德军B集团军参谋部的复盘报告里，有一位参与了渡河的中尉，被问到那一天隆美尔脸上的表情。
那位中尉只说了一句话。
他像是把整个第七装甲师押在一张牌上，而他自己，就坐在牌桌中央。
第二张，1940年11月16日，西迪巴拉尼以西十二公里。
那一天，刚到非洲不到一个月的隆美尔，把第五轻装师仅有的两个装甲连塞进了一道窄得几乎容不下两辆坦克并排通过的干涸河床，绕到了意大利人迟迟不肯进攻的英军第3装甲团侧翼，从五百米外把对方的指挥所一炮端了。
那一仗，意大利人没有任何参与，隆美尔甚至没有通知意大利第十集团军司令部。
那一天负责接应的非洲军通讯参谋，在战后的酒桌上，被人问到隆美尔下达进攻命令时的表情。
那位通讯参谋灌了一口黑啤，放下杯子，说了一句话。
他像是已经看见了对面英国人的脑袋，从指挥所的钢盔下面被掀掉的那一瞬间。
高斯抵达的黎波里的时候，把这两段酒桌闲谈，当成了关于隆美尔的两个传说。
他当时以为，自己作为非洲军参谋长，要做的工作，是用波茨坦学院教过他的那些总参谋部的标准流程，把这种传说里的人，框进一个可被理性管理的指挥框架里。
他做到了一部分。
但他没有见过传说里的那两张表情。
直到此时此刻。
直到隆美尔在折叠椅上，把右手从地图上抬起来，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在地图上把“第四号补给点“那个铅笔标记圈了一圈。
那一瞬间，高斯认出了那张脸。
不是从亲眼见过的记忆里认出的。
是从塞当那位中尉、西迪巴拉尼那位通讯参谋的转述里，认出的。
那是一个赌徒，在把家底全部推到桌中央的瞬间，会有的表情。
隆美尔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做了这个表情。
他只是继续敲了两下膝盖。
然后他低头，把笔放下。
赌局开始。
赌局的结果将在半小时后出来。
但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得先讲清楚另一件事。
皇家空军的飓风Mk I中队，准确的番号是第九十四中队，已经在马特鲁港上空三千米巡逻了一整个下午。
中队长名叫艾德里安·拉塞尔少校，二十八岁，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古典学系1934年毕业生，1937年加入皇家空军，1940年9月在不列颠空战中击落过三架Bf 109、两架He 111。
他的飞行靴里塞着一本被翻烂的、希腊文原版的色诺芬《长征记》。
那是他十九岁时父亲送的成年礼。
拉塞尔少校今天上午11点40分从亚历山大港郊外的第202机场起飞。
他的中队总共十二架飓风，每架飞机的机翼前缘下面挂着八挺勃朗宁M1919A4型七点七毫米机枪、每挺枪三百三十发弹链。
这是飓风Mk I的标准火力配置。
他们在马特鲁港上空已经盘旋了三个小时四十分钟。
飞行员们坐在皮质座椅上，屁股从最初的酸到后来的麻，最后到现在的完全没有知觉。
氧气面罩在三千米高度上是必备的，但在沙漠的阳光下，面罩里全是飞行员自己呼出来的、温度高达三十度以上的水汽。
每隔十分钟，他们就需要把面罩拉下来一次，用手套擦掉面罩内壁上凝结的、混合了汗水和口腔粘液的小水珠。
拉塞尔少校在过去三个小时里做完了三件事。
第一，把色诺芬第三章重读了一遍。
他在战前会把那本希腊文小书塞在右大腿外侧的飞行裤口袋里，只要不俯冲，他就能勉强读两段。
第二，把他副驾驶的座位检查了两遍。
飓风是单座机，他想给塞缪尔斯找一个心理上的“我们是搭档”的小动作。
塞缪尔斯三天前刚从英国本土飞来增援，二十岁，第一次执行海外任务，是他的二号机飞行员。
第三，他在云层间隙下面，用望远镜把马特鲁港的港口轮廓数了一遍。
他想知道一旦战斗打响，自己的最近迫降点在哪里。
下午五时二十六分，拉塞尔少校的耳机里响起了第202机场地面引导员的声音。
“老虎一号，老虎一号。西南方向，距你方位两百五十，高度三千二，十六个目标，十六个目标，正在向你方位逼近。”
拉塞尔少校在那一秒，把希腊文书塞回了大腿口袋。
他用指节在面罩里轻轻敲了一下下巴。这是他自己的小习惯，意思是“我清醒了”。
然后他对着内部通话器，只说了三个字。
“猎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