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时间，几乎就是刘建军和诸位大臣，以及太子光顺在商议新制度的制定。
李贤听了个似懂非懂，刘建军的大概意思是将股权分级，一种为固定股权，享固定息钱，优先分红，但不可转让，也不享有任何议事的权利，纯为分享铁路红利的凭证，主要向中小民户、官吏发售，以示朝廷普惠之意。
另一种则是灵活股权，可有限转让，并凭此享有推举代表、审议铁路总司年报、对重大弊案提出质询之权，但是表决权会被限制。
其中，刘建军主要限制的就是灵活股权，持有灵活股权的人，甚至在前五年严禁私下买卖，哪怕是五年后到期转让，也需要在朝廷指定的交易所进行，并优先售予朝廷或原股东，以此来防备被人暗中收购串联。
并且，无论灵活股权怎么发售，朝廷皇室持有的总额都需要在六成以上。
用刘建军的话来说就是绝对控股。
至于其它的期权池、监督制衡等等，李贤就不是很能听得懂了。
但李贤觉得这些东西听着隐隐有些耳熟——刘建军之前提出的铁路总司，似乎就跟这些东西隐隐挂钩。
他果然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
铁路总司成立了。
按照刘建军的说法，铁路总司暂时是挂在工部门下的一个独立部门，具有独立决断之权，直接对李贤负责，但为了防止铁路总司滥用职权，御史台和刑部也会派专员常驻铁路总司，御史台和刑部专员相互监督，不插手具体事务，但却身负监督之职。
总而言之，铁路总司内部，目前就是由铁路总司本身、御史台和刑部专员组成的三权分立的状态。
铁路总司成立后，自然是需要一个领头人的。
刘建军为李贤推荐了一位：杨炯。
杨炯这个人李贤还算熟悉，他本就与王勃齐名，才智双绝，再加上本身年龄也上来了，资历也足够。
甚至因为他之前一直都在长安学府任教，对火车本身足够了解，本就是李贤心中的不二人选，只是因为他在长安学府任教，李贤才没有开口。
但现在刘建军自己都开口了，李贤自然是乐意之至。
李贤也问过刘建军，要是把杨炯调过来了，会不会影响长安学府的正常运作。
李贤本以为刘建军的回答会是宽慰自己不用担心什么的，可谁曾想他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杨炯都属于被长安学府淘汰的老人了，现在长安学府的先生大多都是学院成立初期的第一批学生，他们才是在新思想下长成的、最适合做长安学府先生的人。
合着刘建军给自己的都是长安学府淘汰下来的人。
但转念一想，李贤又觉得正常。
长安学府成立之初最大的困难是识字，学生们大字不识一个，更别说学习知识了。
需要的自然就是像杨炯这一类文人士子了。
但随着长安学府这些年的发展，识字早就不再是问题，反而是长安学府内那些惊世骇俗的新思想更需要传递下去，这种情况下，本就出身长安学府的学生，自然是最合适的先生了。
这样的问题李贤深有体会——自己和光顺的差别，就像是那些老先生和新先生的差别。
李贤问他：“那宋璟也是被淘汰下来的吗？”
刘建军答：“不是，宋璟本身就具备很高的管理才能，放在长安学府属于是屈才了，他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所以才让他去洛阳。”
这个刘建军，从来都不让自己猜对一回。
……
唐历八十年，在火车的喧嚣声中缓缓度过。
这一年，大唐上下的话题几乎都是火车。
作为备受瞩目的潼关—陕州段铁路，在通车初期，所运载的几乎全都是货物。
所以火车的票价也是按货物重量来定的，像传统的粮食这一类货物，按每斤五钱收取运费，只有少数如棉花一类轻便却又占地较大的货物，才会按其所占空间来算。
参考市场上的运费，陆路每百里每斤约五钱，漕运每百里每斤约两钱，这个价格已经算得上相当低了——毕竟潼关到陕州段足有二百里地，哪怕是对比相对便宜的漕运，每斤五钱的价格也算得上持平了。
更何况，火车胜在运输速度，一个白天的时间就能打一个来回，对于商贾来说，时间便是金钱。
李贤起初还在担心单单运输货物，火车想要回本要到猴年马月去，但当杨炯呈上铁路总司这大半年的财报后，他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七个月间，潼陕铁路共承运各类货物计一百八十七万斤，主要为陕州之煤、铁料、河东之盐、豫西之粮，及往来商货。载客数量相对货物则要少了许多，仅仅只有一万三千余人次。
但客货总收入，却达到了恐怖的十七万四千五百贯！
若是除掉铁路自身运营的人工、燃煤、维护外，净利约八万贯！
要知道这只是一个二百里路段、不足八个月的收入，同期同等距离的官道驿传与漕运收入，连这个零头都未必能达到，而且，耗费的时日和路上的损耗要远超于此。
而这仅仅只是明面上的收益。
因铁路分运，同期潼关至陕州段漕运压力大减，漕船损耗、搁浅事故减少七成，纤夫、漕丁溺亡人数降至个位。
仅此一项，节约的修船、抚恤及效率折损，折算成钱粮，就约两万贯。
刘建军说的对，铁路真是个赚钱的香饽饽。
潼关—陕州段铁路赚了钱，长安到洛阳段的通车，自然也就被提上了日程。
原本洛阳到长安段的火车，已经通行了潼关—陕州段，所以，现在要补修的仅仅只剩长安到潼关，陕州到洛阳两段。
考虑到火车通车后的高热度，这两段铁路的修建又采取了分段式，暂时避开潼关、陕州两个站点，让潼关—陕州铁路段正常通行，等到最后并拢的时候，才会短暂停运火车。
除了火车带来的消息振奋人心外，另一件事同样不容忽视——刘建军带回来的那些来自美洲大陆的作物收成了。
其中玉米因其耐旱、不挑地的特性，尤宜于关中山塬、河东旱地及河北部分瘠薄之土，今岁于京兆、河南、河东、河北四道，共计推广种植二十一万七千余亩。
各地上报之平均亩产，经司农寺与长安学府农苑吏员抽样核验后，确认为三石七斗，也就是大概四百四十多斤。
这虽略低于长安学府试验田的精耕细作之产，却已是传统粟米亩产的近两倍。
而且，这还是在那些以往产出有限的土地上取得的。
这就意味着同样一块旱地，能多养活近一倍的人口！
要说唯一可惜的，就是玉米仅仅只培育了两期，种子只足够种植二十一万亩地。
但，还有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