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也不是反对一条鞭法的高拱想要的。
这下子就有意思了。
南北两县，朝廷派出的明察御史，给出了和自己政治立场完全相同的结论，而朝廷暗访的人马，却给了截然相反的论断。
这下子把高拱和张居正，都给整不会了。
攻击苏泽不守规矩？
苏泽虽然上了密奏，但是下令的是太子，总不能因为这个攻击太子吧？
皇帝派遣使者暗访民风，这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这也是皇权的一项体现。
高拱想了想，最后还说道：
“老夫准备请奏太子殿下，将周、于同样发往各部有司衙门，由朝堂再议。”
高拱这个做法，张居正也只能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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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将四份奏疏一并下发六部九卿衙门议复。
各部堂官早就因“派驻御史”制度憋了一肚子火——都察院的人日日坐在部里盯着办事，谁不难受？如今抓到这个由头，立刻开火。
兵部最先发难：“王国光、韩楫同为钦差，所报天差地别，都察院平日监察百官，如今自己派的御史却连实情都查不清，岂非耳聋眼瞎？”
户部紧跟着上疏：“周弘祖暗访所揭，介休票号与县衙勾连盘剥，如此大弊，明察御史竟丝毫未觉。都察院选人、督事之责何在？”
工部、刑部也纷纷附议，话里话外直指都察院失职——明察的看不出问题，若非暗访揭露，朝廷岂不被蒙在鼓里？这监察之权，究竟还能不能信？
面对这样的攻击，副都御史海瑞冷冰冰的抛下话：
“御史亦是人，人或有失察。然制度既在，失察者自有律法惩处。”
海瑞的意思很简单，考核都察院的是六科给事中，既然王、韩二人办事不力，那自然要交由六科给事中调查。
也亏着如今执掌都察院的是海瑞，总算是暂时压住了反对声浪。
只不过在都察院内部，有关王韩二人的问题，御史们也爆发了激烈的讨论。
王国光的争议还好。
王国光向张居正靠拢，本身就支持一条鞭法，他去介休就是带着预设立场去的，到了地方又只听信官员和士绅的汇报，这是御史本职工作的失职。
对于追责王国光，都察院内并无异议。
但是韩楫的事情又不同了。
韩楫的工作也是很细致的，他和吴县的工厂主和雇工都有接触，他的奏疏所言的也都是真的，吴县县令，确实是挪用了本该征收的商税，来保障折役银的征收。
如果说，介休的事情好定性，就是一个坏人假借正确的名义，通过错误的手段，达成了一个错误的结果。
可吴县呢？
是一个正确的目标，通过错误的手段，达成了正确的结果。
遇到这样的事情，朝廷要如何处理？
那韩楫的汇报也没有不当的地方，顶多说倾向性比较明显，如果因为这个被追责治罪，那都察院谁还敢办事？
紧接着，讨论的圈子又扩大了。
这两份奏疏，两份密奏公布之后，加上介休和吴县这两位县令实在是太有“新意”，对于事件的讨论开始扩散。
各大报纸也加入了进来。
而报纸的讨论话题，也很快从单纯的吏治问题，扩展到了更深的话题。
比如“徭役”到底是什么？
首先发声的是《江左雅报》。
这家报纸的笔杆子多出身江南传统士绅，维护的也是原本大明的那套乡土秩序。
所以《江左雅报》的立场最为激烈。
其头版社论题为《役有常经，不可妄改》。
文章开宗明义，引用圣贤之言，强调“古者使民，岁不过三日”，力役之征本是“王政之常”，目的在于“明上下、均劳逸”。
文章认为，将力役折为银钱（代役银），已是权宜之计，意在“便民输纳”。
但吴县蔡言所为，竟允许工坊主为雇工代缴，并以此抵扣商税，这彻底动摇了根本。
“此例一开，力役之征名存实亡！”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会导致两大恶果：
一是混淆了“四民”本末，商人竟可通过银钱彻底免除国家正役，长此以往，谁还安心务农？
二是官府征役的权力被“售卖”给私人，朝廷威严何在？
至于介休的乱象，文章则一笔带过，归咎于“吏治不修，宵小作祟”，认为整顿吏治即可，无需质疑代役银本身。
《江左雅报》是老生常谈。
但是这一次，一向比较温和，而且紧跟着朝廷主流舆论的《商报》，却刊登出一篇爆论！
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
“商税既纳，何复征役？”
报纸上追溯徭役的来源：
“旧制，城乡徭役有别：乡野之役，修水利、筑道路，取之于乡用之于乡。”
“而市民之役，如衙门皂隶、驿传递送、官仓看守等，实为补地方官府人力物用不足。然自朝廷开征商税、推行“吏科试”制，府县已可募银雇吏，日常公务渐离民役。”
接下来，这篇文章追溯到南宋的徭役制度。
南宋时，临安等大邑曾行“免行钱”，商户纳钱代役，终罢市民力役。
今大明商税之制已立，若仍以“抵税”之名征役银，不过折绕旧弊。
官府既收商税，便当效仿古制，明文废止城市“行役”，令商民专心货殖。
《商报》直接提出城市居民免役的说法，因为他们承担的义务，已经被《商税》承担了，那为什么朝廷还要重复征税？
接下来，《商报》又进一步延伸，这一次不再是普通城市居民，而是扩展到了进城务工的雇工身上。
“吴县之法，令坊主为雇工交代役银，然雇工多离乡入城，常年务工。今城市既征商税、雇工亦纳市税，再以“役”为名征银，理据俱失。”
最后，这文章还搬出了苏泽的“名实相副”，也就是权力和义务相当的理论：
“一条鞭法意在简化税役，然若未辨城乡本源，恐成新旧杂糅之弊。商贾非抗朝廷法度，但求名实相副：商税既纳，市民役银当免；雇工既离乡土，城役亦不当征。”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