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算是这样，《商报》还不是最激进的。
大的还在后面。
《新乐府报》迅速跟进，以更激进的姿态加入论战。
李贽在头版刊出长文，题为《约民说》。
文章开篇直指核心：
“上古之世，民聚而居，何以不散？盖因有约。”
“约者何？共猎则分肉，共耕则均粮，遇外敌则同御。此非天授，乃人自为。”
“后立君臣，设官府，亦为此约之延伸——民出粟米力役，以养君吏；君吏守土安民，断讼平冤。各尽其分，各取所需。”
他笔锋一转：
“然今之‘役’，早已失约之本意！”
“古之役，修沟洫、筑道路，利及乡里，民虽劳而见其功。今之役，多充衙门奔走、驿传搬运，于民何益？”
“更甚者，役折为银，不过变个名目收钱。百姓未得免劳，反多一层盘剥。介休票号之弊，非孤例也！”
李贽援引儒家经典：
“孔子曰：‘使民以时。’孟子言：‘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圣贤所重，在民之力用于生产，非耗于无谓之差遣。”
“《周礼》有‘均人’掌力政，必‘丰年则公旬用三日，中年则公旬用二日，无年则公旬用一日’。其制本为恤民。”
“而今不分丰歉，不论城乡，一概征银。农人离田，工匠辍作，皆为此银奔波。岂非背圣贤之意？”
他提出关键质问：
“朝廷既征田赋、商税、市税，已取民之财。为何另立‘役’名，再征一道？”
“若谓养兵卫疆、设官治民需费，何不并入户税、商税之中？名目繁多，徒增胥吏上下其手之机。”
对于吴县的做法，李贽并不认同：
“蔡令以坊主代缴、抵扣商税，看似巧妙，实乃承认‘役银’不当征——既不当征，何须绕此大弯？”
“更由此滋生新弊：小坊主匿报雇工，雇工为保工而‘自愿’不登册。官府所得不增，百姓实惠未落，唯中间又多一层曲折。”
他给出结论：
“当今之务，非修修补补，而当正本清源。”
“力役之征，起于古时官府无财募工，故以民力充公。今朝廷财用已丰，各地征商税、设市舶，岁入倍增。既有银钱，何不募人充役？既可募人，何必强征民力？”
“故请罢天下力役及折役银，将其所需经费，并入正税统筹。明示百姓：尔等所纳之税，已含保安、治河、驿传诸费。自此，农专于耕，工专于艺，商专于货殖，各安其业，而国用亦足。”
文末，李贽呼吁：
“约贵在信，法贵在简。与其以‘一条鞭’捆缚新旧，不若斩断旧枷——役之名，当绝于今日。此非违祖制，乃复归‘使民以时’之古义；非损国用，乃使取予分明，民无隐痛。”
文章用字简白，正符合李贽推动的“新古文运动”。
这篇文章在京师再掀波澜。
苏泽看完这篇文章，却产生了一种滑稽的感觉。
明明是12岁就写出《老农老圃论》，最反腐儒的李贽，在文章中还要引用儒家经典，大概是连李贽都知道自己的理论惊世骇俗，所以要用先贤的理论来背书。
李贽这篇文章，已经接触到了社会契约的大门了，只不过李贽文章只是批判徭役，主张取消徭役，并没有进一步的发散分析。
但是这也已经足够了。
朝廷征税，百姓纳税，这件事在中华大地上，就如同日升月落，从没有问过“为什么要收”。
当然，百姓活不下去，也会揭竿而起抗税。
但是抗税的名义，往往都是“苛政”，是从道德上批判官府。
从没有一个读书人，从法理上质疑过某些税“该不该收”，也没有一个读书人论述过要不该收的税应该怎么办。
李贽这篇文章，再一次引发了朝廷和民间的激烈讨论。
这件事，从最初的政策问题，先变成了吏治问题，然后又变成了现在的政治问题。
内阁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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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时候，苏泽被太子朱翊钧喊到了东宫。
朱翊钧在东宫里背着手来回踱步，脸上是藏不住的兴奋。
见苏泽进门，他立刻挥退左右，只留下张诚在门外守着。
“苏师傅坐！”太子亲自拉过椅子，“这几日朝上的热闹，苏师傅都瞧见了吧？”
苏泽依言坐下：“殿下指的是？”
朱翊钧压低声音，却抑制不住那种吃瓜的兴奋劲儿，说道：
“还能是什么！”
“韩楫和王国光各说各话，一个捧介休，一个骂吴县，闹得内阁差点掀桌子。等周弘祖、于慎行的密奏一出来，阁老们竟然失声了！”
他说着忍不住笑出声：
“六科那帮人还想借机生事，结果矛头全对着都察院去了，说他们明察失职。海刚峰那边一压，议论就只在部院之间打转。”
太子凑近些，继续说道：“外朝这么热闹，宫内却安稳。”
苏泽点点头，露出一副孺子可教的表情。
他夸赞道：“舆论在前朝，决断在宫内。殿下看得明白。”
“何止明白！”朱翊钧搓了搓手：
“苏师傅这手密奏暗访，真是四两拨千斤。”
“明面上让高先生、张先生各派一人，他们争的是都察院的权，咱们要的是底下的实情。等他们吵出个高低，咱们把真相往桌上一摆！”
他顿了顿，语气认真起来：“父皇从前教我，皇室要超然，不能轻易下场。我那时不懂，现在懂了。不下场，才能看得清；不表态，才能等到最好的时机。”
苏泽抬眼：“殿下能想到这一层，便是进益了。”
朱翊钧坐回书案后，做出一副老成的样子说道：
“全是苏师傅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