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张文弼这么说，冯天禄立刻说道：
“张大人，本官也愿意联署，奏疏可以通过通政司的渠道送上去，直接送到苏检正那边。”
张文弼明白冯天禄的意思，冯天禄是通政司下的江河通政署主司，他可以通过通政司内的渠道，更快地将奏疏送到京师。
而且他愿意联署，张文弼自然乐意。
张文弼起草奏疏，又交给冯天禄过目，立刻通过快船送往京师。
这次联署之后，张文弼和冯天禄两人，多了几分惺惺相惜的感觉。
他们干脆留在九江，一边操持长江中上游邮政船招标的事情，一边等待朝廷的回应，等待朝廷如何解决税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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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中书门下五房。
苏泽展开奏疏，迅速看完。
张文弼和冯天禄这份联署奏疏写的极为漂亮，他们详细记录了长江下游流域税卡林立的问题，也敏锐的预感到了其中的危害。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两人的职权范围。
不愧是杨尚书举荐的人啊！
苏泽不由得感慨，杨尚书果然是大明第一伯乐，他举荐的人才，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出众，人品也是过关的！
若非心中有大义，当官的是不会冒着得罪地方同僚的风险，上这样的奏疏的。
作为穿越者，苏泽当然知道税卡的危害。
地方为了多收商税，到处设卡。商人缴税是应有之义，但这样层层盘剥，反而阻塞了流通。
这些年来，地方官府对于商税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最开始，最抵触商税的就是江南地区了。
但随着常州府、松江府上海县开征商税之后，其他几个江南的府也撑不住了。
隔壁开征商税，等于将税收都抽走了。
于是江南的几个府县，都纷纷请奏开征商税，朝廷开征商税的府县越来越多。
这一点，在权知新政实行以后，越发的明显。
新官“权知”一年，那想要做出成绩来，地方官府就要有钱。
田税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张居正掌控的户部，又对于杂税的征收十分谨慎，严查地方上的苛捐杂税。
于是乎，商税就成了地方官府要增长收入的最佳选择。
而且朝廷也规定了，开征商税的地区，可以开吏科试，用考试招募更多的吏员，并且朝廷还有专门的教育资金扶持，帮助地方开设小学。
结果就是，沿着长江流域逆流而上，越来越多的府县开征商税。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正好符合苏泽的“四民道德说”，也就是“商人有纳税的道德”。
可是地方治理，素来有一个钟摆理论。
钟摆理论，就是政治上总是出现一种左右摇摆的现象。
从地方上极力反对开征商税，到地方上到处设立税关，滥征商税，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在户部的报表上一片欣欣向荣，各省商税飞快上涨的时候，滥征多征，设卡抽税的问题又出现了。
其实这种事，原时空就发生过。
清后期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允许地方团练设立厘关，征收厘金。
这项权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廷都没能收回，东南各省通过厘金，获得了中央财政外的收入。
清末能发生东南互保，其基础就是这厘金收入。
其实不仅仅是清末，近代法国、德国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苏泽想起了自己读书时候的课文，《多收了三五斗》里写的是农民，可道理相通。
税卡一多，成本就摊到货价里，最后还是百姓掏钱。
货流慢了，价贵了，厂子出货也难。
他铺邮政、造新船、改漕运，是要让货快起来，让作坊敢开工，让商人敢贩运。
现在倒好，路上处处是关卡，船跑得再快，也得停下来缴钱。
这种税卡横行，破坏的是整个大明的商业活力。
以邻为壑，以邻强征，这样的商税，根本不是苏泽设想的，对商人利得征税反哺朝廷，而是朝廷利用商税盘剥商贾百姓。
效率是更大的问题。
商业发展在于流通，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下，就算是形成地方工商业，就不过是一种垄断下的特权工坊。
垄断就能赚钱，那还搞什么技术竞争技术进步。
那就和清末实业一样，所谓实业，不过是依附于权贵的敛财工具。
技术升级赚到的钱，还不如官府的一道命令，这样的工商业根本发展不了先进生产力，反而会成为落后社会制度盘剥百姓的新工具。
张文弼和冯天禄的联名奏疏来得及时。
再不整治，邮政船快不起来，漕运改蒸汽船也是白费，沿江刚冒头的那些小厂，怕是要被税卡压死。
他回到案前，铺开纸。
这事不能单靠一纸禁令。
地方上阳奉阴违惯了，今天撤卡，明天换个名目又能立起来。
得从根子上改。
要怎么改，其实苏泽也早有预案。
苏泽提笔写下《请设货物通行票以利商贾疏》。
他先引张文弼与冯天禄奏报，简述沿江税卡林立的现状：三百里水路，税卡十三处，小商贩不堪重负，货流迟滞。
接着笔锋一转，点明核心问题：
“商税之设，本为取商贾之利以益国用，非为阻塞货殖。今地方各自为政，滥设税卡，实乃以邻为壑，伤及商脉，亦损朝廷长远之利。”
解决办法，他提出了三条。
第一，设“货物通行票”。
凡商货起运，于首个税关或地方官衙，按货值一次性估税，开具通行票。
票上载明货物种类、数量、总值、应纳税额、起运地与目的地。
沿途各关，验票即放，不得重复征税。抵达销地后，凭票核销，完成纳税。
第二，立“税额抵扣法”。
此为新税制之关键。各地生产作坊、工场出售货物，可凭购入原料时取得的通行票（或类似税凭），抵扣部分应纳之税。
例如，织坊购棉纱已缴税，出售棉布时，可凭棉纱税票抵扣布税的一部分。
此法意在将税赋更多留在生产增值环节，鼓励深加工，亦使原料流通更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