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这套体系，最烂的还不是户部，而是整个财政体系都简陋到令人发指。
苏泽在穿越前，曾经听过一个段子，说大明朝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
这是个市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
自由到官府完全不干涉，可以说大明是真正的法无禁止就行，什么买卖都能做。
明初那些对商人的禁令，到了明中期后，更是形同虚设，江南商人和官员士绅结交，官商勾结比比皆是。
至今，江南依然抵制开征商税。
即使苏泽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制定的工商税收很低，但是这些巨商豪强们，还是抗拒交税。
赚取了大量利润的巨商豪强不交税，与商业税的“自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财政对土地税的极端依赖和残酷压榨。
商品经济越是发达，土地作为最稳定的资产，其兼并就越发剧烈。
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或流民，而国家为了维持运转，只能将越来越沉重的赋役加诸在日益缩小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身上。
这无异于在干涸的池塘里捕捞最后几尾鱼，其结果必然是税基崩溃，民怨沸腾。
所谓“自由市场”的“繁荣”，其成本被完全转嫁给了最底层的农业生产者。
一方面，是商业的极度“自由”，另一方面，是广大从事农业生产百姓的极度不自由。
大量流入的白银，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增加了底层生活的负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所以说，大明是被自己“富死”的。
这也是苏泽反对一条鞭法的原因。
如果只是增加农业税收，并不能解决大明财政的问题。
从在发展中食利更多、获益更大的工商业主手里收税，才是解决大明财政顽疾的办法。
庞大的社会财富，需要通过有效的财政体系转化为国家力量，用于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国防建设或扶持新兴产业。
这样才是长久发展之道，也是能让大明继续领先，并且永远领先于世界的唯一办法。
缝缝补补已经是不行了，如今这个面目全非的大明，面临比原时空大明更复杂的问题。
户部十三清吏司的混乱架构，地方上由里甲、粮长等非专业胥吏或地方豪强代理征税的模式，滋生了庞大的寻租空间和惊人的效率损耗。
所以，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户部，还有从省到府县，整个行政体系的调整。
之前苏泽的改革，分别是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个方面。
从上到下，就是开征市舶税，兴办工商，登莱铸币厂收取铸币税，建立倭银公司和铁路公司这种大型公司。
从下到上，就是在地方上开征商税，建立能够承担征收商税职能的新吏员队伍。
但是这两个改革，如今都遇到了瓶颈。
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要建立一个贯通的体系。
朝廷的收入，如同人体的血液，其循环是否畅通无阻，直接决定了这个庞大帝国的活力与存续。
所以苏泽这份奏疏，重点并不是具体的职权划分，而是完成财政体系的贯通。
在他看来，当前大明财政的症结，远非仅仅是户部衙门内部架构不合理那么简单。
更深层次的顽疾在于，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征税到支出，从核算到监管，存在着严重的割裂与梗阻，宛如一条条断头路和淤塞的河道，让财富无法顺畅流动，更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家能力。
地方上的田税征收，严重依赖里甲、粮长以及地方豪强胥吏。
这些人往往与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手中的微末权力，在征收过程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但是这些也只是表象罢了，更深层的是中央对地方实际税基、征收效率的掌控力极其薄弱。
户部收到的数字，往往是经过层层盘剥和“技术处理”后的残羹冷炙。
朝廷想要的钱收不上来，该用于地方的款项又可能被截留挪用。
这种上下脱节，导致中央财政虚胖，账目数字可能不小，但实际可支配和有效监管的资金有限。
地方财政则要么拮据不堪，要么沦为地方势力的私库。
所以，只有贯通上下、统一内外的财政体系，才能有效整合散落在帝国庞大身躯内的财富资源。
没有这种“聚财”的能力，再繁荣的商业、再丰富的物产，也无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
原时空大明后期面对内忧外患时的财政窘迫，正是前车之鉴。
除此之外，割裂的财政体系必然导致税负不公。
豪强隐匿田产、商人逃避商税，负担最终都转嫁到小农和普通工商业者身上。这不仅加剧社会矛盾，更在根本上侵蚀着朝廷的统治合法性和税基稳定性。
这种不公平，也存在于内陆和沿海之间、南方和北方之间、西部和中部之间。
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财政体系来调整，那财政上的不公平，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对立，甚至闹出分离主义出来。
而这个体系，现在阻挡在了“省”这个层次上。
近现代国家，行政体系一般都是三层或者四层。
放在大明，就是朝廷——省——府——县的四层结构。
明初的时候，这套体系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朱元璋也吸取了元代行省权力过大的教训，所以将省级的权力一分为三。
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加上都指挥使司。
三司分别负责民政、监察、军事，避免了元代行政长官坐大的问题。
但是这套体系的运行久了，三司分权又出现了问题，也就是大明省一级行政权力失权的问题。
科层制度下，下级服从的是上级的权力。
知府和知县这两级的官员，都是集合了行政司法乃至于军事权力于一身的“千里侯”和“百里侯”，所谓“破家县令，灭门府尹”。
可到了省一级，权力却拆分为三，甚至布政使和按察使经常争权，三司权威日益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