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涉及到一个庞大帝国的、需要长期稳定、精细管理、广泛监督的国家财政体系时，太监系统的根基性缺陷便暴露无遗。
国家财政，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问。
它需要精通算学、熟悉律法、了解地方民情、懂得经济流转规律的专业人才。
可以说大明的官僚不好，但是文官体系通过层层科举选拔，以及吏员体系的实践经验积累，至少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专业人才池。
户部、地方布政使司、府州县的钱粮师爷，构成了一个虽不完美但覆盖全国、具备基本专业素养的网络。
而太监系统呢？其选拔和晋升核心在于“忠”与“得宠”，在于揣摩上意和宫廷斗争的手腕。
不可否认，司礼监中也有精明强干的太监。
但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整体把握、对复杂账目的审计能力、对税源培育的理解，根本无法与一个成熟的文官官僚集团相提并论。
这也是为什么面对日益增长的收入，内承运司也诚惶诚恐的原因，他们也清楚自己管不好这么大的一笔钱。
此外，文官系统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有六科给事中、都察院这样的专职监察机构，有派系之间的相互制衡，如今还有报纸舆论的监督。
更重要的是，大明官场已经运行至今，也有一套程序和法度维持运转，算是还有制衡在。
户部与内承运司的互查，最终发现问题线索需要移交都察院立案，正是这种制衡机制的体现。
而内廷太监系统呢？其运作高度封闭，主要向皇帝个人负责。监督几乎完全依赖于皇权本身和司礼监内部争斗。
将国家财政命脉系于这样一个缺乏透明度和外部监督的体系，风险何其巨大？贪腐、滥用、效率低下几乎是必然。
原时空，万历为了征税派太监征收矿税，最后的结果就是全国怨声载道，各地发生了反抗矿税的暴动。
最后一点，国家财政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政策延续性和执行力。
文官集团，尽管存在党争和惰政，但其庞大的体系和固有的规则程序，提供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官员更迭，但衙门的章程、档案、惯例仍在，保证了基本职能的运转。
反观太监系统，高度依赖主事者的个人能力和皇帝的宠信。一朝天变，人亡政息是常态。
张诚若失势，现在运行的内帑管理办法很可能瞬间崩解。
就像是现在，陈洪倒台，东厂立刻陷入混乱。
这种建立在个人而非制度上的体系，无法为国家财政提供长治久安的基础。
苏泽也露出笑容。
当然，户部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拿走这笔钱的。
苏泽抽出自己的奏疏册，拿出一份早已经起草，却没有上奏的奏疏。
刚穿越的时候，苏泽就被大明户部这混乱的体系给惊讶到了。
现行的户部十三清吏司，沿袭明初旧制，以地域命名，却管着完全不对口的全国性事务。
十三清吏司，首先要对接地方上的十三省，然后在这十三省的事务之外，又要承担一些其他的专项事务。
比如苏泽和魏恽任职过的山东清吏司，就负责全国的盐税事务和市舶司事务，当年市舶税的改革，就是苏泽推动的。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架构，导致“户部堂官虽总揽，司官各守一隅，事权割裂，彼此推诿，稽核艰难，弊端丛生”。
效率低下还是其次，更严重的是为胥吏上下其手、官员推诿塞责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苏泽奏疏的方案，就是要彻底打破这以地域为藩篱的陈旧框架，建立一套以财政功能为核心的、责权明晰的近代化财政管理体系。
苏泽在奏疏中首先提出，要废除以地域命名的十三清吏司建制。这是改革的基础，必须彻底扫清旧制的障碍。
接下来，苏泽又按照功能，对户部的清吏司进行了划分。
财税一体，其实财政就是收和支两个问题，收就是收税，支就是各级的财政支出。
原时空，财税刚开始也都是一体的，后来才分的家，分家以后，税务总局的局长也会兼任财政部的副部长。
如今大明户部自然还没到分拆财税的时候，所以从整体框架上，苏泽提出的五大司的设想。
度支司：这是国家财政的“中枢神经”。
负责全国财政预算的编制、审核、分配；
国库收支的统筹调度；
年度财政报告的汇总编制。
然后就是两大税种。
田赋司：专掌全国田亩清丈、地丁钱粮的征收、核算、蠲免、仓储转运等事。
田税依然是大明财政最根本的收入来源，必须集中管理。
榷税司：统管全国所有商税、市舶税、茶马市税、盐税、商税等工商税种。
征收、税则制定、关卡管理、稽查皆归此司。
将分散在旧清吏司中的工商税收权力彻底集中，提高征收效率和专业性。
此司之设，也是对户部觊觎市舶税的直接回应。
想要管这笔钱？那就纳入统一的工商税收管理体系，接受专业化的监督。
你户部总要比内承运司更专业，才有资格接管这笔银元吧？
接下来再设饷需司。
专责全国军饷、官俸、驿站经费、河工水利等大宗、常规性支出的核算、拨付及后续稽核。
将军政、行政等刚性支出独立管理，确保供应及时，便于核算成本。
最后就是内部审核了，会计司。
掌全国财政收支的总核算、审计；账簿格式、记账规程的统一制定与监督执行；会同都察院对重大财务问题进行专项审计。
这是财政监督和内控的关键环节，旨在从制度上防范贪腐和账目混乱。
而且苏泽要改革的，还不仅仅是户部，更是大明从上到下的财政体系！
如果魏恽知道苏泽的全部计划，怕是要吓得半死，苏泽竟然要插手户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