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三次请辞，皆不许。最终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
次年，也就是崇祯十一年，李自成被打的只剩一十八骑，张献忠于谷城被招安，各地的民乱基本平息。
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埋伏，起到了效果。
当然，杨嗣昌提出增加赋税用于练兵，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个不容忽视。
同年，也就是崇祯十一年，东林党人因夺情入阁一事，大肆上疏弹劾杨嗣昌。
在东林党人的口中，杨嗣昌俨然成为了一个“畜牲”。
尤以黄道周骂的最狠。
崇祯皇帝看过黄道周弹劾杨嗣昌的奏疏，一点干货没有，纯纯的情绪输出，当即大发雷霆，黄道周被连贬六级。
东林党人表面上是反对同清军议和才弹劾杨嗣昌，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一个幌子，本质还是党争。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也就没什么了。
崇祯十一年，还是这一年。
卢象升的父亲去世，因清军入塞，军情紧急，崇祯皇帝下旨夺情，卢象升戴孝留任，总督各部兵马对抗清军。
杨嗣昌因夺情而被东林党人骂的是狗血喷头，到了卢象升这里，东林党人一句话都没有。
这就很双标了。
卢象升是好人，但架不住这帮坏人是真坏。
沈迅，和杨嗣昌关系很好。
杨嗣昌没少在崇祯皇帝面前举荐沈迅。
你沈迅和杨嗣昌关系好，那就是我们东林党的敌人。
沈迅的名声，也让东林党糟蹋透了。
比如：沈迅上疏，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甲里，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杨嗣昌听了，大喜过望，逢人便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并因此擢升沈迅为兵科给事中。
在有心之人的传播下，沈迅的高招是传遍大江南北，狠狠的出了一把名。
此事，《明史》有记载，《烈皇小识》亦有记载。
这两部书，背后恰恰都有东林党人的影子。
而事实是，沈迅就没说过这样的话。
沈迅是引用唐朝傅奕的典故。
傅奕反对佛教，沈迅引此例，是希望压制一下当时过于崇尚佛教的狂热风气，并非是想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
此事，《三垣笔记》早就有过辟谣。
《三垣笔记》在清朝是禁书。
清朝禁毁书籍，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凡是能够澄清历史真相的书籍，差不多都禁。
《四库全书》成，而古书亡。
清朝禁毁书籍，禁毁是一方面，关键清朝还删改古书中的内容，改的是面目全非。
因此，很多学者为了严谨性，会尽量避免引用《四库全书》中的内容。
如果不是《三垣笔记》得以幸存流传，沈迅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可得兵数十万的高招，或许就要永久的背负在历史长河中。
而王应熊一看到沈迅出头，就知道这件事稳了。
原因很简单，沈迅的名声被东林党搞臭了，他和东林党有深仇血恨。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明末的党争，已经完全抛开了事实，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朱慈烺面对这种情况，也是心累的不行。
广西巡抚方震孺之事，本来按照实际情况处理就行，并无太多繁琐，没想到又牵扯出陈年旧案。
这些都是陈年的大仇，是一个一个又一个的人，是一件一件又一件的事，不断的累积下来的深仇。
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随便哪一件扔出来，都得是头破血流。
南明为什么内斗？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不内斗才是新鲜。
党争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党争。
明末，天灾人祸，实在是烂透了。
上次因王铎举荐许誉卿，引出来当年温体仁的旧事。
这次因为方震孺之事，又引出来杨嗣昌、沈迅的旧事。
上次是因为卢若腾的奏疏转移了争斗。
这一次，只能朱慈烺自己来了。
他是皇帝，谁躲他都不能躲。
“准方震孺所请。”
王铎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就知道得是这种情况。
“广西巡抚的空缺……”朱慈烺看了一圈，决定自己直接做主，不再象征性的寻求意见。
要是再征求一个“许誉卿”出来，那就彻底乱套了。
朱慈烺看了一圈，没有受党争影响，依旧选择了自己心中早就定下的那位人选。
一位出身浙江，却不亲近东林党的知兵忠臣。
“太仆寺少卿王瑞栴，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