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国之根本，绝不是一句虚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倘若全天下生产的粮食不够天下人吃，那建立在其上的一切商业、艺术，都会在顷刻间崩塌。
而大明朝，则在农业之事，大踏步向前，相比永乐年间，如今大明朝粮食产量大约是两倍左右，而人口则并未增加，依旧为六千万左右。
如今苏州乃至于江南繁盛的商业贸易，自然很合理，而粮食的增产，其根由是三点。
其一，是可耕作土地的增加。
传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粮食产区，虽然渐渐废弃，但湖广荆襄地区开发了出来。
苏常熟、天下足，已经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自永乐年间占据安南，经过七十年的开拓，一年三熟的平原终于开始大爆发，且由于大明航运实力的持续攀升，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其二，是技术的发展。
自正统元年以来，朝廷就一直组织一批人，一直研究新沤肥方法、新种植方法，以及新良种的培育，并且在推广实验，这些都出现了不斐的成果。
后世那种直接化学合成的化肥，缺少大量前置科技，自然是搞不出来，但效果弱几分的有机复合肥研究了十几年配量配比，终于是搞出来了。
以及比占城稻更好的良种水稻的培育，让水稻产量大增，这些事情全天下都知道。
不知有多少官员用此向内阁表功，向元辅进献，宣扬大明天命所归。
这些实打实的功绩，让一众读书人甚是惊奇，他们从来没想过，只需要改变那些腌臜之物的配比，竟然就会对农作物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于是在成化三年，内阁在京城建立了农学研究院，一批有志于研究农学之道的人，入内研究，一旦有成果，可以直接上报内阁。
其三，是番薯和玉米等作物出现在大明朝。
这些美洲作物自然不是吹嘘中，能支撑起一个帝国从一亿人口到四亿。
但它们能在干旱贫瘠的土地上种植，朝廷不允许在南方正田种植这些，但允许在犄角旮旯里面种植。
主要还是在甘肃这种地方耕种，依据产量以及可使用的土地推算，等到彻底铺开，支撑三千万到四千万的人口，不成问题。
这三点共同支撑了大明朝粮食产量的激增，且可预见的未来，粮食产量还会随着精耕细作的进行而增加。
每年的粮食大丰收才是支撑大明一切改革的动力，否则江苏省以及整个江南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进行。
不提其他，仅仅江苏苏州一府，就有十几万的非军事人口，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这是一件多恐怖的一件事。
在景泰年以前的大明朝，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其必然结果是人间地狱。
这甘肃学子来到苏州府后，发觉这里的人言语之间，和家乡大相径庭，是因为组织关系的改变，改变了太多东西。
苏州府显得和外界格格不入，就在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州府的府城，已经不处于封建时代了。
这就不得不说苏州府城的人口结构。
苏州府城的本地人先前是只有不到十几万人左右，再加上周围县城、村镇，人口大约在两百多万，不到三百万。
但现在的苏州府呢？
仅仅苏州织造集团就有十万加的工人，再加上其亲属，吸纳了周围大量人口聚集。
如今的苏州府城是一座“建立在苏州织造集团等大型官商集团上的城池”。
在这里手工业者、小商人占据绝大多数，其市民阶层几乎占据九成九，宋朝汴京也完全不能与之相比。
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关系，是相对自由的雇佣关系。
那些传统的、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早已被现实冲击破坏了个一干二净。
生长在这里的人，在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之下，其思想就必然会发生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改变。
苏州府，就是李显穆推动改革的“大明经济特区”，李氏本就在南京颇有势力，如今又在苏州进行了极大的投资和努力。
原因非常简单，一方面是这里的地理条件，在通行海洋贸易时，地处南北中央。
一方面是如今江南人口众多，潜力极大，进可北伐、南下、西进，退可往日本、南洋、夷洲等避难，适合作为基本盘。
李显穆认为伴随着对皇权的侵蚀，未来一定会有战争，而战争的开始，最可能的就是他的死亡，必须提前做好战争准备。
从景泰年间开始，每一任的苏州知府、江苏巡抚，都是李氏自己人，亦或李显穆认为会是自己人的官员。
一段时间的交谈，让这游学而来的甘肃学子颇有些头脑混乱，这还是大明朝吗？
他的家乡这些年也算是富足了许多，尤其是许多大和尚前往哈密，让沿途商业复兴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