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这江南的盐税、商税的情况，臣下还是要先了解一二的。”
闻此言，朱由校点了点头，说道：
“这盐税账册，你且先看看。”
朱由校伸手从御案最上层拿起一本蓝布封皮的账册，封皮上用朱笔写着“天启四年江南盐税总册”，字迹遒劲。
小太监上前接过账册，躬身递到杨涟手中。
杨涟双手接过账册，指尖触到封皮的粗糙质感，心中陡然一沉。
这账册比寻常册籍更显厚重，想来里面记载的明细定然繁杂。
他小心翼翼地将账册放在身旁的小几上，从怀中取出一个黑檀木盒，打开盒盖，里面放着一副西洋眼镜。
这是去年科学院仿制西洋器物所造，镜片打磨得颇为光亮，专为视物昏花或细查文书所用。
杨涟在辽东常年熬夜批文、查看舆图，目力已不如从前，此番查核账册，这副眼镜倒是派上了用场。
他将眼镜架在鼻梁上，调整了一下位置，而后缓缓翻开账册。
账册内页的纸张泛着微黄，上面用小楷工整地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从盐场产量、官盐调拨数量，到各府县盐税收缴金额、上缴国库明细，一一罗列。
杨涟的目光如同探照灯一般，逐行逐字地扫过，时而眉头微蹙，时而指尖在纸页上轻轻点触，口中低声默念着数字，神色专注得仿佛周遭的一切都已消失。
烛火跳跃，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
朱由校端坐在御案后，静静看着他，没有丝毫催促。
查核这类账册最是耗费心神，每一个数字、每一笔往来，都可能藏着蛛丝马迹，唯有沉下心来，方能从中发现破绽。
殿内静得出奇，唯有烛火燃烧的“噼啪”声，与杨涟偶尔翻动纸页的轻响。
约莫半个时辰过去，杨涟终于合上了账册。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将眼镜放回木盒，而后捧着账册走到御案前，躬身说道：
“陛下，此番江南盐税实收六百三十万两白银，较去年的一千零七十万两，减少了四百四十万两之多。
这般锐减，绝非正常的产销波动，其中必定存在贪墨舞弊之事。”
他的语气十分肯定。
“臣方才细查账册，发现苏州、扬州、两淮等几个主要产盐区的官盐销量，较去年并无大幅下滑，甚至略有增长，但盐税收缴金额却断崖式下跌。
更可疑的是，账册中多处记载‘盐船遇风浪损毁’‘盐引遗失’，导致盐税无法足额收缴，但却无详细的核查文书与责任人署名，显然是敷衍了事。”
朱由校闻言，轻轻点了点头，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
他早已察觉盐税的异常，如今杨涟的核查，更印证了他的判断。
“杨卿所言极是。”
“账册之上的破绽，尚且容易察觉，但要揪出背后的蛀虫，厘清贪墨的脉络，却绝非易事。”
“微臣自然知晓其中的艰难。”
杨涟躬身答道，眼神却愈发坚定。
“臣在辽东整顿吏治时，也曾面对将门与豪强的勾结，深知唯有铁腕手段，方能肃清流弊。
此番前往江南，臣定会微服察访，广开言路，收集证据，无论涉及到谁，哪怕是皇亲国戚、世袭勋贵，臣也绝不姑息！”
朱由校见状，心中愈发欣慰。
他摆了摆手，对侍立在旁的魏朝说道：“魏伴伴，将江南商税的账册也取来，给杨卿看看。”
“奴婢遵旨。”
魏朝躬身应道，快步走到御案另一侧，从一叠账册中取出一本红色封皮的册籍，同样递到杨涟手中。
杨涟接过商税账册，再次戴上眼镜，仔细翻阅起来。
相较于盐税账册的沉闷，商税账册上的数字，倒是让他眼中闪过一丝亮色。
账册记载，天启四年江南商税总收入，已达四百五十万两白银，较朱由校登基之初的不足两百万两，翻了一倍有余，增长颇为显著。
他逐一审视着各项商税明细，口中缓缓念出：
“丝织业税，江南苏杭松三府共有织机五万台，每台织机年征‘机户税’二两，合计十万两。
丝绸成品按销售额征收百分之三的‘货物税’，年收八十万两。
其余府县纺织厂，合计缴纳七十万两，丝织业税总计一百六十万两。”
念到此处，杨涟微微颔首。
江南丝织业向来发达，自科学院改良纺织机后，织机效率大增，产量飙升，商税随之增长，倒也在情理之中。
他继续往下看：
“钞关税与杂税，江南运河沿线的浒墅关、北新关等钞关，年收六十万两。
茶税、渔税、矿税合计二十万两，此项总计八十万两。”
“粮业内府专营增益，内府掌控江南粮仓，通过丰年低价收粮、荒年平价放粮的差价，年获利五十万两。”
杨涟的目光在这一行停留了片刻，心中暗道：
内府专营粮食，既稳定了民生，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倒是一举两得的举措。
而商税中最大的大头，当属市舶税。
账册记载：“福建月港、浙江宁波两大海外贸易口岸，年收市舶税四十万两；天津商港市舶税，达两百万两。”
“四百五十万两……”
杨涟合上账册，摘下眼镜，心中暗自盘算。
单是江南一地的商税，便已接近朱由校登基之初全国的商税总和，这般增长，已然十分可观。
换作寻常君主，或许早已心满意足，但他深知，眼前这位年轻的陛下，目光远比常人更为长远。
果然，朱由校见他看完账册，便开口说道：
“杨卿也看到了，江南商税较往年已有大幅增长。但朕却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杨涟心中一动，躬身问道：
“陛下此言，莫非是察觉商税之中，仍有隐匿？”
“正是。”
朱由校点了点头，站起身，走到殿内的舆图前，手指指向江南地区。
“朕已令银行暗中统计过江南的商品流通数据。
如今江南商品经济极为活跃，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松江的棉布，不仅畅销国内，更通过海运远销海外。
天津、月港、宁波等口岸的海外贸易，更是日益繁盛，往来的商船络绎不绝。
以这般活跃的商品经济规模，商税绝不止四百五十万两。”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地看着杨涟：“大明开国至今，历代君主皆奉行重农抑商之策，商税制度积弊已久。
即便朕推行新政，整顿商税，也只是初步厘清了部分乱象。
那些隐藏在暗处的偷税漏税、官商勾结，依旧是侵蚀国库的蛀虫。
你此番前往江南，不仅要查盐税，商税的清查，也需同步推进。”
“大明的商税体系，始建于洪武年间。
太祖皇帝出身布衣，深知农为本、商为末的道理，为了鼓励农耕，稳固江山，便定下了重农抑商的国策，商税税率定得极低，但也留下了诸多弊端。”
“大明的商税，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过税，也就是流通税。
凡是贩运中的商品，无论是粮食、布匹、盐铁，还是丝绸、瓷器，明初都定制为‘三十税一’，折合税率约百分之三点三。
朝廷在水陆要道设立税课司、税课局，由中央直属；同时设巡检司，由地方协管，负责查验商品、征收税款。
商人贩运货物，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路引’，在关卡报关，按货值抽税后，凭‘税票’方可通行。”
“水路之上，朝廷则在运河、长江等主要航道设立‘钞关’，比如临清钞关、河西务钞关、九江钞关，还有江南的浒墅关、北新关。
最初，钞关是按船只大小，也就是‘船料’来抽税，后来逐渐改为按货值抽税。”
朱由校的目光看向杨涟。
“你方才看的账册中，浒墅关、北新关年收六十万两，看似不少，但相较于江南繁盛的水运贸易，依旧有很大的隐匿空间。
在朕整顿之前，这些钞关因官商勾结，年收仅三十万两，其中大半都被官吏与商人私分了。”
杨涟闻言，眉头紧锁。
三十税一的税率本就极低，即便如此，官吏依旧贪得无厌，与商人勾结偷税漏税，可见吏治腐败之严重。
“第二类，是住税，也就是交易税。”
朱由校继续说道：
“凡是在城镇集市、店铺中交易的商品，都需缴纳住税，明初同样是‘三十税一’的税率，由府县的税课司负责征收，按交易额抽税。
此外，店铺还需缴纳‘门摊税’，按铺面大小定额征收。”
“住税的弊端，比过税更为严重。”
朱由校的语气带着几分无奈。
“城镇中的店铺大多由地方豪强或乡绅掌控，他们与府县官吏相互勾结，要么虚报交易额，要么干脆不缴门摊税。
而那些小商贩，却往往被官吏苛索，缴纳的税款远超规定税率，苦不堪言。
这种‘劫贫济富’的现象，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也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杨涟默默点头，这种现象，他在辽东整顿吏治时也曾见过，地方官吏与豪强勾结，欺压弱小，乃是天下通病。
“第三类，是市舶税，也就是海关税。”
朱由校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国朝初年，朝廷在广州、泉州、宁波设立市舶司，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税率定为‘十税一’。
但当时实行的是‘朝贡贸易’，由官方垄断海外贸易，禁止民间私自与海外通商。
外国使团以朝贡的名义来华，朝廷给予优厚的赏赐，同时允许他们携带部分商品在指定区域交易，市舶税便由此而来。”
“到了嘉靖年间，海禁逐渐松弛，闽浙沿海一带，民间海外贸易日益兴盛，出现了大量的‘走私贸易’。”
朱由校的语气带着几分凝重。
“那些走私商人与地方官吏、倭寇相互勾结，大肆进行海外贸易，获取巨额利润，而本该上缴国库的市舶税，却沦为了官吏与走私商人私吞的灰色收入。
朕登基之初，福建月港、浙江宁波的市舶税年收仅两万两，便是拜此所赐。”
“后来，朕令内府设立‘市舶司直属分局’，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对丝绸、瓷器、茶叶等出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严厉打击走私贸易，市舶税才有所增长。”
朱由校说道：
“但即便如此，天津、月港、宁波三地的市舶税合计仅两百四十万两，相较于庞大的海外贸易规模，依旧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那些走私商人与地方官吏的勾结，并未彻底根除。”
杨涟闻言，心中已然有了计较。
市舶税的清查，重点便在于打击走私，厘清官吏与走私商人的勾结网络。
“第四类，是专项商品税。”
“这类税收，主要针对一些特殊的商品，比如盐、铁、茶、酒等。
其中，盐税与铁税最为重要，明初便实行官营专卖制度。
但到了后来，官营制度逐渐崩坏，盐铁经营权被豪强与官吏垄断，专项商品税也大量流失。
你此次查核的盐税，便是专项商品税中最重要的一项。”
说到此处，朱由校站起身，走到杨涟面前，语气郑重地说道：
“杨卿，大明的商税体系，积弊已久。
税卡林立、官吏苛索、税率混乱，这些弊端严重摧残了商业的发展。
朕推行新政，设立银行、整顿税赋，便是希望能够厘清这些乱象，让商业能够健康发展，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江南乃天下财赋重地，商业最为繁盛，也是贪腐舞弊最为严重的地方。
盐税的锐减，商税的隐匿，都只是冰山一角。”
朱由校的目光锐利如刀。
“朕将此事托付于你，便是相信你有能力查清这些乱象，揪出背后的蛀虫。
你可放手去做，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朕都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杨涟连忙站起身，躬身叩首，语气铿锵有力：
“臣谢陛下信任！臣定当竭尽全力，彻查江南盐税、商税之弊，厘清商税体系的乱象，追缴流失的国库银两，严惩贪腐官吏与不法商人，绝不辜负陛下的重托！”
方才与陛下一番对谈，又细览了盐税、商税两本账册，杨涟心中已然对大明财税的症结有了清晰的脉络。
在杨涟看来，如今大明商税的积弊，绝非一日之寒，而是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重农抑商政策下的沉疴痼疾，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症结。
其一，便是税基窄，税率高，本末倒置。
朝廷的商税，只盯着那些在册登记的合法商人，对他们课以重税，却对遍布天下的走私贸易、黑市交易视而不见，或是说无力监管。
江南苏杭一带，丝绸、瓷器走私出海的规模，远超官营贸易。
运河沿线的粮米、布匹黑市，更是养活了无数豪强劣绅。
这些非法交易，逃掉了巨额税款，却让合法商人承受着沉重的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