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身旁的吏员低声道：“学士，仪仗、鼓吹先不说，您看那吴宗腰间的鱼袋......按朝廷制度，外邦使臣入朝，佩鱼袋须经閤门司特批，他这是先斩后奏，还是在试探？”
苏轼没有回答，只是目光在吴宗那枚银鱼袋上停了片刻，然后迈步迎上前去。
“敢问阁下是？”
见有宋国官员走过来，吴宗扬着脸问。
“大宋直史馆、权引伴使苏轼，奉朝命接待。”
苏轼干脆说道：“吴副使所佩之鱼袋于礼不合，还请摘下来。”
吴宗整了整衣袖，指着自己腰间的银鱼袋，语气里带着几分自矜：“外臣此来，乃代大夏国主贺大宋皇帝正旦，非寻常使臣可比。按我大夏礼制，使臣出使上国，当佩鱼袋、具仪仗，以示对上国之尊崇。”
这话说得客气，实则却硬得很。
苏轼问道：“敢问贵使一句，这鱼袋之制，源出何处？”
吴宗微微一怔，旋即笑道：“鱼袋之制，源出大唐。唐制，五品以上佩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金鱼袋。外臣在大夏官居中书舍人，正五品，佩银鱼袋，正是依唐制而行。大宋承唐制，想必不会以为外臣僭越吧？”
这番话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
吴宗不仅说明了鱼袋的来源，还把自己的官品与鱼袋的等级对应得清清楚楚，最后还顺手将了大宋一军......你们大宋不是自诩大唐的继承者吗？那我照唐制佩鱼袋，你们有什么理由拦我？
“吴副使果然博学。”
苏轼负手而立，脊背挺直，道：“既然副使熟知唐制，那苏某便请教副使，唐制鱼袋，是佩给谁的？”
吴宗眉头微蹙，没有立即回答。
苏轼没有等他，自己接了下去：“唐制鱼袋，是天子赐给臣下的符信。鱼袋之内，藏的是鱼符，鱼符之上，刻的是官职、姓名，没有鱼符，鱼袋便是空袋子......敢问吴副使，你这银鱼袋里，藏的是谁家的鱼符？是大宋天子所赐，还是夏国国主自铸？”
闻言，吴宗的面色微变。
苏轼这话，一把扯掉了吴宗“依唐制”的遮羞布，唐制鱼袋从来不是官员自己佩的，是天子赐的，是大一统王朝最高权力的象征。
而夏国国主自封皇帝，自铸鱼符，在夏国境内或许能唬人，但到了大宋的地界上，这套自娱自乐的僭越之制，拿到正朔面前来显摆，便如同沐猴而冠，徒惹人笑。
“苏学士。”吴宗的声音明显比方才高，有点急了，“外臣此来是奉国主之命通两国之好，学士此言，未免太过刻薄了吧？”
“刻薄？”苏轼挑了挑眉，面上的笑意愈发分明，“苏某哪里刻薄了？苏某不过是与副使论一论制度沿革罢了。既然副使不喜论古，那苏某便与副使论今。”
他顿了顿，目光在吴宗身上从头到脚扫了一遍，然后缓缓开口。
“大宋之制，外邦使臣入朝，一切仪仗、服色、佩饰，皆须依閤门司所定条例而行，不得擅用本国之制，此非苛待外使，乃是宾主之礼。宾入主家，自当依主家之规矩，岂有反客为主、自带仪仗以炫耀的道理？”
吴宗嘴唇翕动了数次，却始终未能吐出一个字来。
苏轼看着吴宗吃瘪的样子，倒也没有穷追猛打，他转向嵬名聿正，语气恢复了公事公办的态度：“嵬名正使，贵使团的仪仗、鼓吹、鱼袋，便暂且留在接引馆中，由閤门司代为保管，待贵使离京之日，自当完璧归赵。”
嵬名聿正跟吴宗是不一样的。
汉奸需要攻击母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敌人反而不需要。
再加上他本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纠缠，怕惹来麻烦，故而也就微微颔首，对吴宗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将鱼袋解下。
吴宗站在原地，手指按在腰间那枚银鱼袋上，最后强忍怒气解下。
一行人继续出发。
苏轼就陪在吴宗身边，嘴上不饶人，又补了一刀。
“吴副使方才说，外臣出使上国，当佩鱼袋以示尊崇。苏某倒觉得，外臣尊崇上国，不在佩什么、戴什么，而在心诚与否......心诚，则一揖一拜皆是礼；心不诚，纵使佩金鱼袋、乘驷马车，也不过是沐猴而冠罢了。”
说罢，他不再看吴宗，策马向前走去。
校阅的地点，是在开封外城南薰门外的大校场，这处校场并非寻常操练之所，乃是太祖朝乾德元年所辟的“教船池”旧址，当年太祖募诸军子弟数千人，凿池于朱明门外，引蔡水注之，造楼船百艘，曾在此处观水战、阅舟师。
后来，因着南方抵定的缘故，开宝六年改名“讲武池”，真宗朝时填池为场，改作禁军大阅之所，地势平坦开阔，足以容纳上万人列阵演武......自庆历年间西北战事吃紧、国用日蹙以来，这样规模的大阅已停罢十余年，今年为迎接万国来朝，朝廷特旨重开。
校场正中筑了一座丈高的将台，台基以条石砌就，台面铺着厚重的松木板。
将台正前方竖着一杆三丈余高的帅旗，绣着一个斗大的“宋”字。
旁边则尚有数株老柳，据传是太祖亲手所植，至今已逾百年，虬枝盘曲，霜皮剥落，在秋风中兀自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