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一直捻须倾听，此刻忍不住开口道：“守原公所言确是实情，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运河之弊积重难返，若一味讳疾忌医，恐非长久之计。海运纵有风险，亦是一条新路，未尝不可并行探索，以观后效？”
王周也若有所思地点头道：“《礼记》有言：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漕运之重无需赘述，然当此积弊深重、民力疲敝之时，强令其独撑大局，是否已失其时？老朽愚见，海运或可为之补充，既可稍纾民困，亦合圣人顺势而为之道。”
这两位大儒既非河洛理学一脉，也和关中实学无关，但他们在大燕文坛的地位并不低，在士林之中同样声望卓著。
先前云崇维面对潘思齐、朱颐、陆子野和卫恒四人的围攻，虽有李岩帮衬，但是连身为今日讲会主持的柳文锡都在暗暗偏袒，云崇维的处境并不好。
直到此刻郑王二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场间的局势才有所改变。
潘思齐脸色微沉，肃然道：“郑公、王公所引圣训固然有理，然海运非变通之良选。其根本在于，海运之利尽归商贾私囊，而商人重利轻义其心难测，一旦任其坐大，挟海运之利以自重，则朝廷对东南财赋之掌控力必然削弱。此非杞人忧天，史书斑斑可考，运河之弊可治，海运之祸难防。”
朱颐紧随其后强调道：“祭酒所言极是，朝廷命脉岂能假手于商贾？运河纵有万般不是，其调度权、人事权、收益权，终究牢牢掌控于朝廷手中，然则海运截然不同，一旦海商羽翼丰满，朝廷势难驾驭，此非器物之争，乃道统根本之争！”
面对云崇维所言漕运积弊和百姓困苦，潘朱两位理学泰斗死死咬住“商贾之害”和“权柄失控”，这毫无疑问是士林最忌惮的事情，使得场间局势再度偏转。
薛淮看似依旧没有出言的打算。
李岩见状深吸一口气，诚恳道：“潘祭酒、卢川先生，你们忧心商贾坐大，此虑确为深远。然而海运非放任自流，朝廷同样可设市舶司严加监管，课以重税掌控航线，并择可靠商号如扬泰船号特许经营。河海并举乃是以朝廷为主导，借商贾之力行利国便民之实，并非将权柄拱手相让。运河之权在漕督衙门，海运之权亦可牢牢握在朝廷手中，此乃以器御器，而非以器代政。”
陆子野冷笑道：“厚之兄好天真的想法，商号今日可靠，明日未必可靠。重利当前，父子尚可反目，何况天生逐利之商人？若说监管，漕运监管不可谓不严，结局如何？至于海运，海上风浪一起音信隔绝，监管形同虚设，届时商船满载财货远遁海外，或与倭寇海盗私通，朝廷鞭长莫及！此非臆测，实乃人性使然！”
辩论至此，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讲会主持柳文锡面露凝重，适时地看向一直沉默的孔德璋问道：“文玉兄乃圣人苗裔，德望素著，对此可有高见？”
孔德璋本不想卷入这场纷争，但被柳文锡点名，他只得沉吟道：“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放于利而行，多怨。海运若确能利国利民，自无不可。然商人重利，确需严加约束导之以义，使其利合乎义，方为长久。运河为国本，更需涤荡污秽重焕生机。二者孰先孰后，孰主孰次，当审时度势，慎之又慎。”
柳文锡闻言不禁轻咳一声，他今日特地将孔德璋请来，当然不是因为对方的学养如何深厚，只因他是至圣先师的后人、当代衍圣公一母同胞的弟弟。
若是孔德璋能够公开表态，即便不能达到一锤定音的效果，至少可以让天下读书人明白曲阜孔家对河海之争的态度，从而争取士林之中更多的支持。
但孔德璋足够圆滑，始终秉持两不得罪的立场，柳文锡亦拿他没有办法。
不过潘朱二人掷地有声的言辞已经产生影响，堂内不少士子窃窃私语，他们觉得守原公虽然悲天悯人，但在权柄偏移和风险控制这两个问题上，并未给出有力的驳斥。
就在这时，云崇维再次开口，他没有直接反驳对面，而是朗声问道：“诸公可知，为维系千里运河稳固有序，朝廷每年需征发多少民夫？”
堂内肃然一静。
潘思齐、朱颐等人皱起眉头，这种具体而微的数字，并非他们所关注。
“守原公，晚辈知道。”
一片静谧中，薛淮的声音第一次响起，他凝望着云崇维说道：“据户部与工部不完全计档，仅漕粮一项，朝廷常年征调纤夫和河工不下三十万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