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天津卫，大沽港。
“香港”号慢慢靠上了岸。这艘载重五百吨的西式夹板船从利物浦出来，一路经过太子堡、新凤阳、朱家坡、澳门、上海，晃晃悠悠走了快四个月，船板都被海水泡得发白了。
跳板刚搭稳，一个人影就窜了下去。
温斯顿·丘吉尔，身上套了件半新不旧的蓝棉袍，头上扣着顶六合一统帽，脚上蹬着厚底棉鞋——这身行头是他在澳门上岸时现买的，他说这叫入乡随俗。
他踩在码头青石板上，先跺了两下脚，结结实实的。然后他深深吸了口气，那气儿吸得又长又慢，好像要把五脏六腑都洗一遍似的。
“啊......”他拉着长调，用带着闽南腔的官话喊了出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旁边扛麻包的力夫扭头瞅他，那眼神跟看二傻子差不多。
丘吉尔才不管这个，他又吸了吸鼻子，转身冲着后头下船的那帮西洋人张开胳膊：“先生们，都闻闻，好好闻闻！这就是大明的空气，没火药味儿，没血腥味儿，真是太香甜了！”
码头上是真热闹，空气当然也是香甜的，至少对正在经历三十年战争的欧洲来客来说，和平繁荣的空气，就是世界上最香甜的。
扛包的力夫们喊着号子，一包一包往下卸南洋米、暹罗木头、印度胡椒。税吏拿着新式的账簿和算盘，挨个船挨个货地清点。挎着竹篮的小贩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吆喝热包子、芝麻烧饼。往远处看，一排一排红砖仓房望不到头，再往远，还能瞅见五六根大烟囱正冒着黑烟——那是京营炮厂、天津铁厂的工坊，经过十几年的不段扩建，规模之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皮埃尔·德·费马是第二个下船的。这位法国图卢兹地方法院的前顾问律师，一头金发乱蓬蓬的。他脚刚沾地，就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拿炭笔唰唰记：“码头坡度约十五度……”
“我亲爱的费马，”丘吉尔搂住他肩膀，“您就不能先喘口气，享受享受这自由的空气？”
“我是在享受。”费马汉语说得磕磕绊绊，眼睛还盯着本子，“用数学家的法子享受。”
“他这一路都在算。”后头传来个年轻些的声音。布莱兹·帕斯卡，二十三岁，脸有点苍白，“算海浪的曲线，算船速跟纬度的关系，算咱们还有几天能踩上实地。”
“而您，帕斯卡先生，”又一个声音响起来，沉稳里带着沧桑，“您这一路都在问。问广东水手信什么神，问澳门的神父怎么看大明皇帝，问要是没有上帝，一个两亿人的国靠什么撑着。”
说话的是弗里德里希·莱布尼茨，已经上了年纪，今年四十九岁了，是德意志莱比锡大学的法学教授。他脸上皱纹很深，一道一道的，都是二十多年来忧国忧民“忧出来”的——他的祖国从他的青年时代就开始打内战，打了二十多年，到现在还在打，天知道他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呼吸到德意志和平的空气？
帕斯卡转过身，很认真地说：“莱布尼茨教授，我不是在怀疑上帝。我只是想……要是有一种秩序，不需要上帝恩典就能非常平稳且良好地维持，那得多厉害？或者说，多恐怖！”
“先生们。”
一个厚实的声音打断了他们。说话的是拉依蒙多·蒙特库科利，三十七岁，神圣罗马帝国陆军上校。他站得笔直，哪怕穿着便服，也带着军人的那股劲。“看那边。”
大伙顺着他目光看过去。
码头外侧，一排新修的炮台沿着海岸线排开。炮是青铜铸的，在冬天日头底下泛着乌沉沉的光。炮台之间，穿绛红军服的士兵正在操练，队形齐整，枪刺成林。
“至少是二十四磅炮，看炮身该是新式加农炮，”蒙特库科利眯起眼，“炮台摆成菱形，射界互相搭着。还有那些兵……你们看他们动作，转身，装填，举枪，齐刷刷的。这不是寻常守备部队。”
“这是皇上练的‘新军’。”一个温和声音插进来。
埃德姆·马略特，二十六岁的法国本笃会修士，手里拿着个小气压计，正在记数。他抬起头说：“我在澳门打听过。大明崇祯皇帝，十几年前就开始编练新军，参考了西法操练，装备了新式的火枪。就是这支兵，在辽东打垮了满洲人。”
一时没人说话了。
这些从欧洲来的人，太清楚这样的军队意味着什么了。
德意志战争才到尾声，德意志那边十户空了九户，人死了一多半。他们亲眼见过那些“新式军队”怎么攻城拔寨，怎么把好端端的城变成废墟。现在，在这世界另一头，一个有两亿人、已经有了这种军队的帝国……
“所以，”老莱布尼茨轻声说，把儿子的手握紧了些，“咱们来这儿，不是看什么奇迹，是来找答案——一个这么大的世道，怎么就能不靠上帝恩典，光靠人自己的理性和章法，就维持得住，还能……往外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