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河上的雾气还没散干净，码头边那家“老水手”酒馆里已经飘出威士忌的味儿了。这味儿混着河泥的腥气，还有不知从哪儿传来的腌鱼臭，搅和在一块儿，就是香港租界清晨的招牌味道。
马丁·赫斯曼坐在靠窗的条凳上，盯着手里那杯琥珀色的液体发呆。
杯子是粗陶的，边沿还缺了个口。酒是苏格兰产的最便宜的那种，一个铜板就能灌满这一大杯。他仰脖子灌下去半杯，火辣辣的感觉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可心里头那块冰疙瘩，怎么都化不开。
“再来一杯。”他把空杯子往木桌上一顿，声音沙哑得像是两片砂纸在磨。
酒保是个红鼻头的利物浦本地老头，一边擦着杯子一边摇头：“赫斯曼队长，这都第三杯了……天还没大亮呢。”
“让你倒就倒。”赫斯曼从怀里摸出两个铜板，啪地拍在桌上。铜板在木纹上转了两圈，最后躺平了，上面那个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侧脸像，在油灯下泛着暗沉沉的光。
酒保撇撇嘴，拎起锡壶给他满上。酒液倒进杯子里，哗啦哗啦的，在清晨安静的酒馆里显得特别响。
赫斯曼没急着喝，就那么盯着杯子看。他今年四十二了，脸上那道从眉骨斜到下巴的伤疤，是十年前在吕岑战役里留下的。那会儿他跟着华伦斯坦，在漫天大雪里和瑞典人拼命。他带着两百个长枪兵冲了三次，最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军旗还在手里攥着。
可那又怎么样呢？
华伦斯坦死了，被皇帝害死了。他这样的小人物，能捡条命就不错了。这十年，他在德意志战场上当雇佣兵队长，一年可以拿到二三百个塔勒的饷钱，带着三百号人在德意志各邦国之间晃荡。谁给钱就给谁打仗，今天打新教徒，明天打天主教徒，后天说不定又调过头来打昨天的雇主。
可是打来打去，他始终是个佣兵，再难上升一步......
“没什么意思......”赫斯曼喃喃自语，又灌了一大口。
酒馆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个穿灰袍子的神父。神父四十来岁模样，脸挺瘦，眼睛倒是亮得很。他在赫斯曼对面坐下，也要了杯麦酒。
两人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坐着。过了好一会儿，神父忽然开口了，说的是拉丁语掺着德语，腔调怪得很：“迷途的羔羊啊，你在这里寻找什么？”
赫斯曼抬眼看了看他：“我找酒。找到了，正在喝。”
“酒解不了渴。”神父摇摇头，喝了口自己的麦酒，“只有主的福音……”
“我不信那玩意儿。”赫斯曼打断他，“我信这个。”他拍了拍腰间的佩剑。剑是双手大剑的制式，但改短了些，更适合步战。剑柄上缠的牛皮已经磨得发亮，露出底下铜质的芯子。
神父也不生气，反而笑了：“那你信什么？信皇帝？信选帝侯？还是信你那些雇主——今天给你发饷，明天可能就把你卖给敌人的老爷们？”
赫斯曼不吭声了，只是闷头喝酒。
酒馆里渐渐热闹起来。码头上工的力夫、夜里巡逻完的卫兵、还有几个穿大明式短打的商人，陆陆续续都进来喝一杯。角落里有个说书的，正操着一口英吉利话，讲什么“汤姆·威尔金斯当官记”。
“……那汤姆·威尔金斯，原先就是给人当奴仆的！一天工钱八个便士，还得养活老娘和三个弟妹。可人家有骨气，白天干活，夜里点灯熬油地读书认字……”
赫斯曼听得懂一些英语——他手下也有不少来自英格兰的佣兵，混久了，也就听懂了。他起初没在意，可听着听着，手里的酒杯就放下了。
“……香港总督府招吏员，考什么？考算学，考文书，考大明律例！汤姆那小子，揣着两个黑面包就进了考场，从早考到晚。你们猜怎么着？三百多人考试，他考了第一名！”
酒馆里有人起哄：“第一是谁？”
“发榜那天，汤姆自个儿都不敢信。他跑到总督府门口，仰着脖子看了三遍，才确定那红纸黑字上写的真是自个儿的名字。当天下午，他就换上公服——崭新的靛蓝色棉布袍子，胸前绣着‘香港总督府’五个字，月俸三英镑！”
有人问：“他就这么当上官了？没花钱？没托人？”
“一个便士没花！”说书的嗓门提得更高，“总督府的规矩，只认考分不认人！管你是贵族少爷还是码头苦力，考上就录用，考不上就滚蛋！”
酒馆里轰地一声炸开了锅。
赫斯曼坐在那儿，手里的酒杯举在半空，半天没动。
神父忽然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在嘈杂的酒馆里清清楚楚：“在东方，有这样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赫斯曼转过头看他。
“意思是，那些王侯将相，难道生来就是贵种吗？”神父喝干了杯里的酒，眼神有些飘忽，“你知道吗，马丁·赫斯曼——我可以叫你马丁吧？我知道你，华伦斯坦的旧部，吕岑战役的英雄。”
赫斯曼没接话，只是盯着他，也没问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