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有人还不够，不知从哪里盗窃了一批官军的旗帜、仪仗、符节。然后公然打出旗号，谎称自己是接受了朝廷的密令，前来招募兵士，讨伐某地“贼寇”。
从“造反”变成了“奉旨平乱”，对于那些不明真相又有从军博取功名想法的人来说，吸引力大增。
第二层，釜底抽薪，逼“兵”为“贼”。
这一手更为阴狠，张昌派出手下党羽混入被官府征发，即将开赴前线的戍卒队伍中进行欺骗蛊惑。
夸大前线战事的惨烈，渲染将领的苛酷，总之极尽所能，让这些被征发的士卒产生强烈的恐惧和抗拒心理，不愿意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报到。
古代军法严苛，戍卒违期，形同逃兵，是杀头重罪。
于是，大量被耽误了行程或者干脆中途逃散的戍卒，就成了“戴罪之身”，回不了家也去不了军营，走投无路之下，只能硬着头皮，投入张昌这个打着“官方”旗号又能提供庇护和口粮的队伍中。
第三层，开仓募兵，正名养势。
待“壬午兵”声势渐起，又裹挟了大量走投无路的戍卒后挥师攻向江夏郡。
郡兵本就涣散，加之被里应外合竟被一举攻破。随后正儿八经地竖起招兵旗，用实实在在的粮食和“建功立业”的前景来招募兵马。
如此三层手段，层层递进，可谓是坑蒙拐骗，实利诱惑无所不用其极。
相当有“白莲味”了。
但这还不够。
有了兵马，还需“大义”名分。
白莲教深谙此道，立刻祭出造反界的“经典皮肤”。
找到了一个名叫刘尼的小官吏，假托其是汉朝皇室后裔，还特别“考据”出是中山靖王之后。
这一支在民间传说中枝繁叶茂，最适合冒认。有了“天子”，自然要有朝廷。
张昌自封为相国，总揽军政大权；他的哥哥张味为车骑将军，弟弟张放为广武将军，各自统领兵马，牢牢掌握军权。一套简陋但功能齐全的“草台班子”就此搭建起来。
光有人事架构还不够，祥瑞吉兆是必不可少的舆论铺垫。
于是，“凤凰”适时地在江夏郡出现，伪造的传国玉玺也惊现于某处古井。有了这些天命所归的证据，张昌集团便堂而皇之地立年号为“神凤”，一副要另立乾坤的架势。
然而，根据老沈通过祭祀气机感应到的异状，江夏郡上空那一点皇朝气运确实被撕扯扰动，那个被推上前台的“刘尼”可能真是个有点“真料”的。
只不过不是刘氏血脉，而是……司马氏。
原因很简单，汉朝已是前前朝，对当今人间王朝的气运影响微乎其微，几乎不可能通过一场祭天就撼动大晋的国运。
但如果是司马氏的子弟，哪怕只是疏远旁支，在特定的仪式和庞大的怨念加持下，理论上就存在一丝可能。
那为何非要披上“刘氏”的外衣？
这就不得不提那个在民间流传数百年的“金刀之谶”了。
“金刀”之谶，最早可追溯至王莽篡汉之时，后来果然应验在光武帝刘秀身上。
此后的历史中，每当天下动荡，思汉之情涌动，“金刀”、“刘氏复兴”之类的预言便会沉渣泛起，成为野心家或反抗者最便利的精神旗帜。
最让人绷不住的莫过于南齐的齐世祖萧赜。某日闲暇，他用一把金刀削瓜吃，这本是寻常举动。立刻便有近臣紧张兮兮地提醒：“陛下，外间有‘金刀’之言，您用这个……恐有不妥。”
可见此谶在历朝历代统治者心中留下的阴影之深。
白莲教选择“刘氏”这面旧旗，正是要激活这份深植于民间的集体记忆和潜在期盼。
只要日子一不好过，就会有人下意识地怀念“刘氏”，这几乎成了一种历史周期律下的情感惯性。
曹魏时期，此类谶言尚在潜伏，到了司马氏篡魏立晋，“得国不正”的阴影像是一道原罪，始终笼罩在这个王朝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