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都能从他们的表现中推理出他们认定的事实。
觉醒过来的纽约投资客们开始大举买入yes债券，庭审完成一周之后，Yes债券也卖光了。
只不过大部分的yes债券还是由同情黄美堂的底层人士持有。717便利店是本次赌票销售的重要渠道，店员的推销愈发露骨了。
从便利店出来的顾客，往往会形成一种一致性的判断——现在买yes，等于白捡钱！
从死兔帮发行者的回馈来看，有人开始在黑市里高价收购yes债券。
这种变化让拉里感到非常满意。
他要的从来不是黄美堂脱罪本身，而是想让纽约和波士顿的人相信“他可能脱罪。”
一旦市场开始用“可能性”而非种族，对赌票进行定价，偏见的堤坝就裂开了第一道缝。
而缝隙，只会越撕越大。
那个往日被称作“黄皮鬼”的洗衣店工人，开始推动命运的齿轮。
赌票的价格在跳动，但真正跳动的其实是千万颗开始思考的心。
拉里明白一个道理，当偏见变成可交易的风险，理性就该入场了。
但事情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7月11日，死兔帮的赌票发行者拍电报给k先生，要求增发no债券。
说是有个来自波士顿的大客户，认定华人不可能翻案，准备大笔收购no债券。
K先生给拉里打电话汇报这事的时候，还额外提供了一个消息。以《波士顿环球报》为首的本地报纸，开始转换口风了。
报纸开始刻薄的攻击爱尔兰人社区，说他们胆小怕事，忍气吞声。尤其是某位自认为凯尔特人保护者的位高权重者，他为了明哲保身，已经背叛了他的族群。
拉里听到这个消息，瞬间明白了，在波士顿背后调查自己的那个人出手了……
他的目的当然不只是自己，而是将矛头直指向肯尼迪参议员。对方打算激化矛盾，从而让爱尔兰选区放弃肯尼迪……
拉里问，“有没有人主动跳出来？”
“有的，一个叫托马斯·希伊的人站了出来了，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说黄美堂不是种族问题，而是秩序问题。
如果暴力可以免责，那么明天、后天，每个外来者都敢向秩序挥拳。他公开以个人名义认购2万美元的no债券，捍卫波士顿的法治尊严。”
“他是共和党人吗？”
拉里以为最先跳出来的是共和党人，尤其值得怀疑的是亚当斯参议员。
可没成想，k先生说的却是，
“不是，那人是波士顿的银行家、地产巨头，同时也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东北选区的财务主席。”
怎么可能？这是表演双簧，还是幕后金主对肯尼迪表示公开不满？
拉里思考了几秒，迅速做出决定，管他们谁和谁有矛盾，反正这就是站队。
“告诉死兔帮的人，Yes债券不再发行，增发10万张no债券！反正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不介意他们现在跳出来战队表态……”
拉里坚定的说道。
隔了两天，新的10万张no债券涌入市场，随即就被抢购一空。
这次不但爱尔兰社区集体认购no，就连很多表演欲特别浓重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精英们，都在公开表态买入no债券，坚信华人必须被判处绞刑。
在新的情形之下，两套赌票的赔率都发生了变化。
有些买入了yes债券的人在黑市悄悄的卖出，唯恐被别人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前几天yes债券一票难求的景象消失了。
尤其是在波士顿。到底买的是yes和no，变成了一个敏感话题。
朋友之间因为讨论自己站队何种赌票，而经常出现大打出手的情况，友谊小船说翻就翻。
拉里不禁想到了前世的互联网，往往一有社会热点出现，尤其是什么转基因和中医中药的话题——只要谈论这个话题，就容易变成两方对立和攻击。
想到相隔100年的站队大论战，拉里不禁苦笑，心说人就是这样的：
都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事实，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但其实呢，这个议题，本来就是被幕后黑手（如拉里·利文斯顿和波士顿的那个托马斯·希伊）拿出来挑动社会矛盾的……
每个独立的个人或者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但上升到群体性思维之后，尤其是这种非黑即白的站队表态，那就100%可能变成“乌合之众”。
因为个体在群体中就会丧失理性，屈从暗示，被情绪裹挟，并会以正义之名行偏见之实。
7月16日开始，波士顿的街道上弥漫着一种奇异的狂热。
很多被鼓动的人涌向717便利店，不是为了买面包或者报纸，而是为了那张印着no的、印刷的非常粗劣的赌票——仿佛只要掏出75美分，就能证明自己站在秩序、法律和白人尊严的正确一边。
他们高喊着自己的口号，“定罪！必须定罪!”
此时，没有人在乎证据是否充分，被告的防卫是否合理。大家都想用一个异族人的血，平息族群焦虑的火焰。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身份认同事件中，有些人昨天还在抱怨死者汤姆酗酒闹事，今天已经挥着拳头高呼“为白人复仇”。
有些人曾经公开称赞黄美堂奶茶店又干净又守时，但如今却对邻居说“华人终究是不可信的”。
甚至连市政厅的书记员，他们私下承认“这案子证据薄弱”，但却在公开场合带头认购no债券。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选择？
他无奈的回答道，“总得站队吧，否则饭碗不保！”
于是，在黄美堂案发生两个月之后。欧洲一位了解此事全貌的医生，在自己手稿中写下了如此语句：
“群体从来不渴望真理。面对不合口味的事实，他们选择转身走人，如果幻觉更加诱人，他们更愿意将其奉为神明。
在群体中，个体的智力会慢慢消散，情感因素将被放大，群体的暗示如瘟疫一般不断蔓延。
人们可以是刽子手，也可以是殉道者——但唯独不可能是思考者。”
这个医生叫做古斯塔夫·勒庞，他的手稿最后变成了一本书——《乌合之众》。
在群体性情绪被刻意挑动之后，法庭推迟了第二次开庭的时间，改在8月1日。
在整件事中，唯有做局的拉里始终人心不乱。
因为他知道，唯有让这场癫狂走向极致，群体才能发现自己崇拜的神像，其实是泥塑的。
只有泥塑的神像才会破裂，而破裂的地方，才会有透进来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