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握住她的手：“谢谢。”
接下来的时间，关山月忙得脚不沾地。白天在电影局熟悉合拍片的相关政策文件，晚上修改《警察故事》的分镜头脚本，还要抽时间安抚龚雪，和夏梦沟通香江的工作进展。
周五下午，《肖尔布拉克》的审查意见下来了——原则通过，只需修改两处无关紧要的细节。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意味着电影可以如期拍摄。
同时，赵导演的合拍项目材料也送到了关山月桌上。他仔细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发现项目卡壳的原因很典型：日方希望影片在日本发行时拥有最终剪辑权，而中方坚持双方共同决定。
关山月想了想，提笔写了一份处理意见：
“建议同意立项，但在合同中明确：最终剪辑权由双方共同行使，如出现分歧，由导演根据艺术创作需要决定，但需兼顾两国观众的接受度。另建议增加条款：影片在中国以中文版为准，在日本以日文版为准，两个版本可在剪辑细节上有适当差异，但核心内容和精神必须一致。”
这个方案既维护了中方的原则，又给了日方一定的灵活性。写完意见，关山月拿着材料去找王副局长。
王副局长看完后，赞许地点头：“这个处理方式很好，既坚持原则，又有灵活性。山月，你确实适合这个工作。下周一正式上任后，你就按这个思路处理赵导的项目，作为办公室的第一个案例。”
“好的。”关山月应道，“王副局长，我还有件事想请示。关于合拍项目的审核标准，我看了现有文件，感觉有些条款比较模糊，执行起来容易产生分歧。我想组织起草一份《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明确审核流程、标准和要求，这样既方便申报者准备材料，也方便我们规范管理。”
王副局长眼睛一亮：“这个想法好！改革开放以来，合拍片越来越多，确实需要规范管理。你大胆去做，需要什么支持尽管提。”
“那我先起草一个草案，请您把关。”
离开王副局长办公室，关山月心中有了底。他知道，在这个位置上，不能只做审核者，更要做建设者。制定规则的人，才能掌握主动权。
周末晚上，关山月终于有空坐下来，给邓丽君写一封长信。距离上次见面已经一个月，他欠她一个交代。
“丽君，见字如面。BJ的事基本告一段落，《肖尔布拉克》过审了，我还被任命为电影局合拍片办公室副主任……我知道这个决定会让你失望，这意味着我未来要经常在北京城工作。但我承诺，每个月至少有一周在香江，或者你去哪里，我就飞到哪里见你。”
“感情的事，我无法简单地说对或错。我只能保证，对你，我是真心真意的。如果你愿意，有时间，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未来。”
写到这里，关山月停顿了很久，最终还是加了一句：“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你给我的温暖和等待，我会永远珍惜。”
信写完，已经深夜。关山月走到院中，BJ的秋夜已经很凉。他想起刚来到这个年代，在电影院画海报，那时候还有一种过客心理，对未来还充满不确定。而现在，他从身心已经完全属于了这个年代，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事业、感情、责任，交织成一张复杂的网。
但他绝对不会犹豫。就像他在那封给自己的信里写的：不逃避，不伤害，尽力而为。
周一早晨，关山月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提前半小时来到电影局。合拍片办公室设在三楼东侧，两间办公室，已经打扫干净。五个工作人员已经到齐，三男两女，都是电影局抽调的业务骨干。
“关主任早！”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同志率先打招呼，“我是张明，原来在外事办工作，负责欧美事务。”
“关主任好，我是李娟，学法语出身，之前在电影资料馆工作。”
“我是王强，懂日语，和日本那边打过交道。”
“刘红，英语专业，做过翻译。”
“陈志刚，负责行政和文书。”
关山月一一点头致意：“大家好，今后我们一起工作。我拍电影的经验还可以，但是做这个副主任的工作经验肯定不足，还需要大家多支持，咱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们的工作很重要，关系到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也关系到世界电影了解中国。我希望我们这个办公室，不仅能做审核者，更能做服务者、推动者。”
简单的开场白后，关山月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他介绍了赵导演项目的处理意见，让大家讨论。
“关主任这个方案确实巧妙，”张明首先说，“既坚持了原则，又给了灵活性。不过日本那边是出资方，他们能接受吗？”
“这就需要谈判技巧了。”关山月说，“我准备请赵导演和日方代表来办公室开一次协调会。会前，我们要做足准备：研究日本电影法规，了解松竹公司的合作惯例，还要准备好几个备选方案。”
李娟提议：“要不要请法律顾问参与？合拍合同涉及很多法律问题。”
“这个建议好。”关山月记下来，“王副局长已经同意我们聘请专业法律顾问。李娟，这事你来负责，找一位熟悉国际版权法和电影产业的律师。”
“好的。”
“另外，”关山月继续说，“我准备起草一份《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规范合拍流程。大家都想一想，有哪些问题需要在规定中明确，下周我们专题讨论。”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务实而高效。结束时，关山月能感觉到，这个团队虽然刚刚组建，但素质不错，有干劲。
下午，赵导演和日方代表准时来到办公室。日方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制片人，姓田中，彬彬有礼但眼神精明。
关山月用流利的日语开场，让在场的很多人都很惊讶：“田中先生，欢迎。赵导演的项目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认为题材很好，有助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对于合作中的一些分歧，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他详细解释了共同剪辑权的构想，以及两个版本差异化的建议。
田中认真听完，沉思片刻：“关主任的日语很好，对电影的理解也很深刻。不过，最终剪辑权问题，我们之前和其他国家合作时，通常都是发行方决定。这是行业惯例。”
“我理解您的顾虑。”关山月不慌不忙，“但电影不仅是商品，更是文化载体。中日两国文化背景不同，观众的接受度也有差异。
如果完全由一方决定剪辑，可能会影响影片在另一方市场的接受度。我们的方案实际上是双赢的：在日本，你们可以适当调整，让影片更符合日本观众的口味；在中国，我们保证影片的文化完整性。这样影片在两个市场都能成功，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