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知秋点点头。
这地方他听说过，是当年法国总会的地儿，后来给了作协。
院子里有棵老梧桐，叶子还没长出来，枝丫在暮色里伸着。
周介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见他们下车，笑着迎上来：“知秋同志，新月同志，快请进。大家都到了，就等你们。”
跟着他往里走，穿过一条走廊，推开一扇门，里头是个不大不小的厅。
灯火通明，沙发围成一圈，茶几上摆着茶水点心。
七八个人散坐着，见有人进来，都抬起头。
“来来来，介绍一下。”周介人拍手示意大家安静，“这位就是林知秋同志，不用我多介绍了吧？《牧马人》《人生》《高山下的花环》，都是他的。”
一群人立刻站起来，纷纷往前凑。
“知秋同志，久仰久仰！”
“《牧马人》我看了三遍！”
“《山》那篇写得太好了！”
林知秋被围在中间，一边握手一边点头，脸上挂着笑，心里却有点发虚。
这场面，比他想的热闹多了。
等一圈招呼打完，周介人才想起介绍在座的人。
“这位是王安忆同志。”他指着坐在沙发角落的一个年轻女同志，穿着素净的毛衣，头发齐肩，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王安忆站起来，跟林知秋握了握手，又冲江新月点点头。
她话不多，但眼神里透着一股沉静。
林知秋心里一动。
王安忆，这名字他太熟了。
1954年生，母亲是茹志鹃，著名作家。
她自己也是1970年下的乡，在安徽插队，后来考进徐州文工团，1978年调回沪上，在《儿童时代》当编辑。
这两年正是她势头最猛的时候，1980年发表的《雨，沙沙沙》打响了名气，去年《本次列车终点》刚拿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听说她正在写一个中篇，叫《流逝》，圈里人都在等着看。
“这位是陈村同志。”周介人又指着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青年。
陈村瘦瘦的，留着寸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
他笑着跟林知秋握手，手劲儿挺大。
林知秋知道他跟自己同岁，参加首届高考进的大学，学的是中文。
这两年发了不少东西，《蓝旗》《走通大渡河》都挺有影响。
圈里人说，陈村这人脑子快，笔头硬，什么题材都能写，是个全能型选手。
“这位是赵长天同志。”周介人继续介绍。
赵长天个子挺高，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深蓝色中山装，看起来很斯文。
他笑着伸出手：“知秋同志，欢迎来沪上。”
林知秋握住他的手，心里暗暗点头。
赵长天1947年生，比他们大几岁，当过兵，在大凉山的空军雷达站待过，后来复员回沪，进了上海有线电厂，从工人干到车间主任。
他现在还在航天局宣传处工作，但小说已经写得风生水起了，《市官员的家事》《老街尽头》反响都不错。
周介人刚才说了，他也是XX后最早一批恢复创作的青年作者之一。
还有几位，程乃珊、宗福先、王小鹰，一个个介绍下来，林知秋挨个握手，心里暗暗记着。
这些人，都是未来几十年撑起沪上文坛的角儿。
周介人介绍了一圈，最后才轮到江新月：“这位是新月同志，知秋同志的爱人。”
江新月点点头，笑着冲大家打了个招呼。
林知秋在旁边听着，觉得这话有点轻了。
他往前走了一步，开口道：“周老师，我得纠正一下。”
周介人一愣：“怎么？”
“这是我爱人，江新月。”
林知秋指了指江新月，“她还是燕京师范学院的学生，也是位文学评论家。”
“哦？”周介人眼睛亮了。
林知秋继续说：“她在《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上都发过文章，还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参加过中国作协的‘新时期文学女性形象塑造研讨会’。”
这话一出，屋里安静了一下。
周介人愣了一下，随即一拍脑门：“哎呀，怪我怪我！新月同志，失敬失敬！”
他赶紧上前，重新跟江新月握了手。
其他人也纷纷露出惊讶的神色。
“原来新月同志是行家啊！”陈村笑了，“刚才失礼了失礼了。”
王安忆也认真看了看江新月，点点头：“《文艺报》能发文章，不容易。”
江新月倒是落落大方，笑着说：“各位老师别客气，我就是跟着知秋来学习的。文学评论那点东西，跟你们搞创作的比，那是纸上谈兵。”
“这话不对。”
赵长天摇摇头，“评论和创作是两条腿，缺一个都走不稳。新月同志能上《文艺报》，那是有真本事的。”
气氛一下子活络起来。
有人开玩笑说：“周评论家，以后发评论的时候，可得手下留情，别批评得太狠啊。”
另一个接茬：“对对对，咱们这也算熟人了，以后批评起来可得留点面子，哈哈。”
江新月被逗笑了：“各位老师放心，我写的都是读后感，谈不上批评。再说，在座的都是我学习的对象，哪敢批评。”
周介人笑着说：“新月同志这是谦虚。不过说真的，能有懂评论的人坐镇，咱们聊起来心里也有底。”
大家重新落座，茶续上，话匣子打开。
王安忆坐到江新月旁边，小声跟她聊起《文艺报》上那篇关于女性形象的文章。
江新月说了几句，王安忆听得认真，不时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