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运转的轰鸣声从各个车间传出来，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机油味。
路上不时有工人推着载满零件的小车匆匆走过，看见沈一鸣，不少人都会停下脚步，恭敬地喊一声“沈教授”。
“厂里的王总工，是沈老师早年在清华的学生，”周伟低声对陆怀民说，“毕业分配来这里，干了十多年了，等会儿见了，你叫王师兄就行。”
陆怀民点点头，默默观察着周围。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走进1978年的中国工厂。
与他前世记忆中现代化、自动化的车间相比，这里显得简陋而粗犷：设备多是老式的国产或仿苏机床，许多操作仍依赖老师傅的手艺；车间里照明不足，有些角落显得很昏暗。
但与此同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的氛围。
墙上的生产进度表，红箭头努力向上攀升；黑板报上写着技术革新的倡议和表扬；机器轰鸣声中，透着一种要把要把落下的差距追上去的急迫感。
“到了，就是这儿。”老张在一间挂着“精密加工车间”牌子的厂房前停下。
车间大门敞开着，里面比外面更吵。
几十台机床排列整齐，车、铣、刨、磨各色设备都在运转。
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快步迎出来，老远就伸出手：
“沈老师！可把您盼来了！”
“王总工。”沈一鸣与他用力握了握手。
王总工叫王涧，红星厂的总工程师，就是周伟刚才介绍的沈一鸣的学生。
他看起来才三十出头，头发梳得很整齐，但眼里的红血丝和眉宇间的焦虑掩饰不住。
“唉，实在不好意思，又得麻烦老师您。”王总工苦笑道：
“项目卡在这个节骨眼上，上头催得紧，厂里上上下下都急得嘴上起泡。”
“问题不解决，急也没用。”沈一鸣语气平和，“走，去看看零件和现场情况。”
一行人走进车间深处，来到一台相对较新的卧式镗床前。
几个老师傅正围在旁边，低声讨论着什么，个个眉头紧锁。
工作台上，固定着几个已经加工好的零件坯料，旁边还放着几个装配好了的成品，还有千分尺、百分表、水平仪等各式测量工具。
“就是它。”王总工拿起一个成品，递给沈一鸣。
陆怀民也凑近去看。
这是一台结构复杂的光学测量仪器，核心是一个精密的光学平台，通过一套复杂的传动系统来实现微米级的位移调整。
热变形的零件正是传动系统的关键支撑座。
“单看加工质量，没得说，”沈一鸣仔细检视着零件表面，点了点头，“厂里师傅们的手艺，是过硬的。”
“手艺好顶不住毛病刁啊！”王总工苦笑，“沈老师，这批仪器是省地质局订的，要拿到野外去做矿脉勘探。荒山野岭，温差多大您也知道。仪器这么娇气，出去就是一堆废铁。静态尺寸我们复测了十几遍，完全达标。”
王总工说着，指了指旁边一叠检测记录：
“可一装上主机，通电运行，温度上来，精度就跑得没边了。尤其是这个轴承安装面，”他手指点着零件上一个关键部位，“热变形导致平面度超差，直接影响了整个传动链的稳定性。”
沈一鸣闻言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的放大镜，仔细检查着关键部位。
“材料用的是厂里自己冶炼的LC4铝合金？”他问。
“是，按您之前给的配方优化过两轮，强度、轻量化都不错，就是这受热变形……”王总工叹气。
“主要热源来自哪里？”沈一鸣问。
“电机发热，还有传动摩擦，”王总工对此了如指掌，“我们测过，连续工作两小时，支撑座局部温度能比环境温度高三十五到四十度。”
沈一鸣沉思着，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
周伟和李雪梅在一旁快速翻阅着那叠测量记录和厂里之前尝试过的几种补偿方案报告，眉头越皱越紧。
陆怀民盯着那个支撑座，大脑飞速运转。
前世的经验告诉他，解决这类问题的思路不外乎三条：一是从源头减少发热，二是改善散热，三是通过结构或算法补偿变形。
减少发热受限于此时的电机和轴承技术，很难优化；改善散热，工厂显然已经试过；那么只剩下补偿这一条路。
但1978年的补偿手段，大多是静态且被动的。对于眼前这种不均匀的受热变形，效果有限。
陆怀民在一旁默默思索着，而另一边沈一鸣与王总工以及厂里的技术骨干们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他们尝试了几种现场调整加工和装配工艺的微调方案，但模拟测试的结果依然不理想。
车间里的气氛越来越凝重。
几个老师傅抽着闷烟，眉头锁成了疙瘩。
王总工额头的汗擦了又冒，中山装领口已经湿了一圈。
沈一鸣教授盯着那个支撑座，沉默不语。
周伟和李雪梅反复翻看测量数据，试图找出什么规律，但那些曲线像一团乱麻，根本理不出头绪。
陆怀民站在人群边缘，目光却一直没离开过那个零件。
他前世四十多年的工程师经验在脑海中飞速翻涌，那些在二十一世纪看来司空见惯的技术思路，在1978年却可能是革命性的。
“老师，”陆怀民忽然轻声开口，“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所有人都转过头看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