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一场因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使团争夺对明朝贡资格而爆发的“争贡之役”，如同投入平静水潭的巨石，彻底搅乱了大明东南的海疆秩序。
震怒的朝廷关闭了浙江市舶司，那套繁琐却代表着官方权威的“勘合贸易”体系，戛然而止。
然而，朝廷的禁令能锁住官方的口岸，却锁不住人们对财富的本能渴望，更挡不住白银自西向东、香料自南向北流动的天然冲动。
大量的海商被迫转入地下，与同样在广东受挫、转而北上寻找机会的葡萄牙人合流，在远离大陆的岛屿上，构筑起一个游离于王法之外的隐秘据点
舟山群岛西南端，那个被当地人称为“双屿”的天然良港，因其水道隐蔽、四面环海、易于防守又毗邻富庶的江浙，便成了这股黑色贸易浪潮中最早、也最耀眼的明珠。
福建海盗金子老最早在此盘踞，随后，李光头、徽州许栋兄弟（许二、许六）、以及后来名震东亚海域的王直（汪直）等海商枭雄，相继以此为大本营。
葡萄牙人的卡拉维尔帆船和克拉克帆船也陆续停泊，带来了欧洲、美洲的白银与东南亚的香料。
东西方的冒险家、亡命徒、逐利者在此汇聚，硬生生在荒岛上建起了一座繁荣的“贸易自由港”。
鼎盛时期，双屿港的常住人口超过三千，其中葡萄牙人即达一千余。
岛上教堂的十字架与天妃宫（妈祖庙）的飞檐并立，官署、工坊、铁铺、诊所、上千座简易民居错落分布，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连接大明、日本、南洋乃至欧洲的庞大走私网络。
丝绸、瓷器、茶叶、棉布、铁器从这里流出，白银、香料、象牙、犀角、西洋奇器从这里流入。
浙闽沿海无数百姓的生计与之息息相关，以至于民间流传着“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为衣食父母”的俗谚。
然而，双屿港的繁荣，是建立在彻底架空朝廷朝贡体系、侵蚀“官方”对外贸易垄断权，并时常与“倭寇”劫掠活动相混杂的基础上的。
它就像一颗寄生在大明帝国肌体上的毒瘤，汲取养分，却带来持续的疼痛与溃烂。
余姚谢氏庄园因贸易纠纷引发的血案，震动朝野，最终促使决心严厉禁海的嘉靖皇帝，任命以强硬铁腕著官员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全权负责清剿这些“海寇”。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初七，明军出动战船数百艘、官兵六千余人，对双屿港发动了雷霆般的突袭。
是役，焚毁海商大小船只七十余艘，捣毁岛上所有建筑，擒杀海商头目李光头、许六等，许栋逃亡，王直则早已率部远走日本平户。
为防止死灰复燃，朱纨更下令用木排、巨石、沉船、土石填塞双屿港南北两个主要出水口，彻底阻绝大船进出，随后迁走岛上所有残余人口。
这座喧嚣了近三十年的海上贸易港，就此被暴力抹去，化为一片废墟蔓草、港道淤塞的荒芜之地。
双屿港被毁，葡萄牙人转而再次南下，最终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以“晾晒货物”为名，入居澳门。
而中国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重心，也随之转移到福建月港、台湾大员（今台南安平）等地。
此后近百年，双屿港彻底沉寂，即便隆庆元年（1567年）“开关”，开放月港，也未曾允许双屿复港。
这里，平日里只有最胆大的渔民偶尔冒险停靠，在残垣断壁间寻觅些遗落的瓷片，凭吊那早已逝去的华旧梦。
历史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
崇祯十八年（1645年），李自成顺军围困北京，天下震动，社稷危如累卵。
来自海外的“新洲藩国”，在局势最危急的时刻，以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和犀利的火器，先后在天津卫、大沽口数败李自成部精锐，更意外重创了企图趁火打劫、偷偷入关的清虏八旗精锐，间接缓解了京师的危局。
尽管新洲人并未直接出现在北京城下，但其军事介入，无疑极大牵制了顺军，为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廷争取了至关重要的喘息之机，功不可没。
为酬其“勤王”之功，也为了笼络这个展现强大战力的海外新兴势力，加深双方之间的“宗藩关系”，大明朝廷对新洲方面提出的《恳请天朝允准襄助事由条陈》大加“恩赏”，允其商船除原有的广州、登州市舶外，还可由松江、泉州、天津三口入港贸易，享受“贡贸”优待。
然而，这道代表着“天朝恩典”的谕旨，在具体落实时也遇到了麻烦。
泉州开埠的条款，遭到了“福建地方”--实则是以福建总兵、都督同知郑芝龙为首的闽海集团--的强烈反对。
郑芝龙操纵地方官员联名上疏，以“海外藩国冒然登陆，恐引发内外纷争，不便管理”、“易滋事端，扰害地方，惊扰百姓”为由，请求朝廷收回成命。
朝廷心知肚明，这是郑芝龙在利用其盘踞福建、雄霸海上的势力，要将任何可能威胁其贸易垄断地位的外来者坚决排除在外，哪怕对方是刚刚为大明立下“勤王”大功的新洲藩国。
但此时朝廷内忧外患交加，对郑氏这等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地方军阀，已丧失了有效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若强行下旨，郑氏很可能阳奉阴违，甚至动用其私人水师武力驱逐新洲船只，届时朝廷将更加颜面扫地，与新洲的“宗藩”关系也可能恶化。
正当朝廷左右为难之际，新洲方面却出人意料地展现了“知进退、懂分寸”的姿态。
在获悉泉州开埠受阻后，他们并未坚持，而是退而求其次，向朝廷提出，在浙江外海寻觅一处荒废已久且无百姓居住的“弃岛”，作为其商船驻泊和贸易往来的据点。
只需朝廷一纸许可，其余建设、管理、防卫事宜，皆由新洲自理，绝不滋扰地方。
这个要求，姿态放得极低，几乎是将主动权完全交给了朝廷，且刻意强调“荒废”、“无人”、“不影响地方”。
朝廷上下顿时长舒一口气，这简直是送上门的台阶。
只要不触及郑芝龙的核心地盘福建，在浙江外海找个荒岛给新洲人暂用，既能兑现部分承诺，安抚新洲，又不会过分刺激郑芝龙，可谓两全其美。
朝廷几乎未加思索，便痛快应允，只是附加了些“不得屯驻重兵、不得滋扰地方、不得久居”等泛泛的约束条款。
于是，新洲人的目光，便落在了舟山群岛西南那片已被遗忘百年的海域--双屿港。
这里天然条件优越，曾是东亚最繁盛的走私中心，证明其地理位置极佳。
该港被朱纨摧毁填塞后，百年来再无大规模人口与贸易活动，是真正的“弃地”，无任何官方机构驻守。
当年填塞的仅是南北两个主要水口，并未将整个港湾淤平，所用木排、巨石、沉船、土石，经过百年海水侵蚀冲刷，部分已然朽坏松动，甚好清理。
最重要的是，这里距离富庶的宁波、苏松地区很近，又处于连接日本、南洋的航线上。
在获得大明许可后，新洲人立即行动。
他们雇佣了浙东沿海数以千计的贫苦渔民和农民，调集了十数条大型船只和专门设计的打捞、起重工具。对该港进行清淤重建。
沉木被拖走，巨石被炸碎或移开，淤积的泥沙被挖出填入低洼处。
仅仅半年时间，双屿港南北两个被堵塞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水道，被重新打通，海水再次涌入港湾深处，足以停泊数百吨乃至上千吨的巨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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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二（1649年12月5日），距离新洲人清理、重建双屿港，已过去四年。
时值腊月，浙东外海寒风凛冽，海面泛着冰冷的铁青色。
双屿港却呈现出一派与季节不符的繁忙与热度。
昔日的废墟上，已然建立起一片井然有序的建筑群。
港口沿岸，是用规整的石条和硬木修筑的深水码头，数条栈桥伸入湾内。
码头上货栈林立，高大的仓房用砖石和南洋硬木建造，屋顶覆瓦，坚固异常。
货栈之间，是成排的、规划整齐的民居，多是底层平房，白墙黑瓦，带有明显的大明风格，但门窗的制式又有些不同，宽大而透亮。
岛中央地势较高处，矗立着几座更为高大的建筑，有悬挂着赤底金星旗帜的“双屿港管理所”，有供船员、商人休憩的“海员之家”，还有一座小小的“诊疗所”。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港口北端一处突出的岬角上，和南面一座小山的山顶，分别修建了两座坚固的棱堡式炮台，灰扑扑的墙体与山岩融为一体，黑洞洞的炮口指向海湾入口和远方海面，森然肃杀。
如今的双屿港虽然远未恢复到嘉靖年间那种常住三千人、商贾云集的鼎盛规模，但经过四年经营，该港已是一个拥有常住人口一千五百余（包括新洲派驻的官员、士兵、水手、工匠及其家眷，以及依附港口生存的大明商人、伙计、力工等）、功能齐全、管理有序，在闽浙沿海颇有名气的贸易中转站和补给港。
来自苏松的丝绸、棉布，宁波越窑的瓷器、浙东的茶叶，甚至闽南的蔗糖、大料，在此装船，运往日本、南洋或更遥远的地方。
而日本的铜、银、漆器、倭刀，南洋的香料、珍珠、苏木，以及新洲本土生产的五金、呢绒、砂糖、罐头等“新货”，也在此卸货，再分销至浙闽沿海乃至内地。
港口内平日停泊的船只各式各样，中式沙船、福船，日式的弁才船，佛郎机式的盖伦帆船、卡拉维尔帆船，以及新洲特有的流线型“飞鱼船”和冒着黑烟的“火轮船（机帆船）”，混杂一处，帆樯如林，人声喧哗。
然而，最近一个月以来，港内的气氛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熟悉港口日常节奏的人都能隐隐感觉到，一种不同于往常贸易繁忙的肃杀之气，正在岛上弥漫、积聚。
上午，巳时二刻（约上午10点），一艘来自泉州的中型福船“金顺号”，缓缓靠上了双屿港三号码头。
船主兼掌柜名叫朱全民，三十出头，身材矮壮，面皮黝黑粗糙，留着两撇鼠须，一双小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眯着，透着商人的精明与常年行走海上的警惕。
他名义上是泉州一家不大不小商号的合伙人，常跑宁波、双屿这条线，收购些新洲特产和南洋货，销往福建，同时将福建的茶叶、糖货、土布运来。
生意做得不算顶大，但也稳当，在双屿港有些相熟的货栈和管事。
但实际上，他还有一层更隐秘的身份，福建总兵郑芝龙麾下的众多眼线之一。
他的“金顺号”和这条贸易线路，本身就是郑氏集团庞大情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负责监控双屿港新洲人的动向，以及搜集浙东海面的各类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