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年6月5日,午后的里斯本,空气中混杂着海盐、鱼腥与未散尽的硝烟气息。
咸湿的海风从特茹河口涌入,卷过阿尔法玛区陡峭的石阶巷弄,将晾晒的渔网与要塞墙头的火药味搅作一团。
这座城市,不,应该说这个从伊比利亚联盟中挣脱出来的王国正处于一种常态的紧绷状态。
从特茹河北岸的阿尔法玛老城区到西贝莱斯广场,街巷间依然可见七年前(1640年)独立战争爆发后陆续建起的诸多防御设施--圣乔治城堡城墙上新添的炮位,港口的防波堤内侧增设的若干岸防炮台,城内外密布的堡垒和鹿角。
但里斯本的市集依然喧嚣,港口的商船依然不断进出,教堂钟声依旧按时敲响,仿佛战争只是葡萄牙人日常生活的背景噪音。
这正是葡萄牙王国的现状,在“王政复古战争”的第七个年头,这个仅有百万人口的小国,正依靠着边境星罗棋布的棱堡要塞、纵横交错的河流山脉与一种近乎顽固的韧性,对抗着昔日“大哥”西班牙沉重的军事压力。
在俯瞰特茹河的圣乔治城堡议事厅内,一场从清晨持续到现在的国务会议仍在进行着。
“陛下,西班牙人在巴达霍斯又增兵了。”陆军大臣加斯帕尔·德·法里亚伯爵将一份边境报告放在长桌上,“至少一千五百人,包括两个经验丰富的意大利雇佣军团。迄今为止,他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边境的集结兵力已经超过五千人,这还不包括正在萨拉曼卡休整的骑兵部队。”
坐在主位的若昂四世叹了一口气,深陷的眼窝与过早斑白的鬓发,是七年来无休止的焦虑与操劳留下的印记。
“法国方面的回应呢?”他看向外交大臣佩德罗·德·马卡良埃斯伯爵,“黎塞留主教在世时曾许诺,一旦西班牙主力西进,法军就会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发动进攻加以牵制。”
马卡良埃斯伯爵苦笑着摊开手:“陛下,黎塞留主教三年前就已蒙主召恩回归天国。现在掌权的是马扎然枢机主教,他的注意力全在尼德兰和德意志战场。”
“我们派往巴黎的使者第三次带回了同样的外交辞令,‘法国不会忘记与葡萄牙的友谊,但眼下时机尚未成熟,不是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恰当时机’,他们要我们独自承担西班牙人军事压力。”
“时机尚未成熟……”财政大臣安东尼奥·德·阿泽维多侯爵冷哼一声,“这句话我们听了七年了!可我们仅凭自己的力量如何能独自对抗强大的西班牙?”
“我们的国库早已空了,为了维持边境数十座要塞、两万多常备军和十二支民兵团的供给,巴西的蔗糖收入、印度的香料利润、非洲的黄金运输全填进去了!现在,我们还欠了热那亚银行家二十五万克鲁扎多!”
众人闻言,皆叹气,会议厅里陷入沉默。
窗外,特茹河上船只往来不断,来自巴西的商船正在港口卸货,码头上堆积着蔗糖、烟草和木材。
这些殖民地的财富,是葡萄牙维系独立命脉的涓涓血流,却似乎永远赶不上战争消耗的速度。
“英格兰那边呢?”若昂四世转向海军大臣路易斯·德·席尔瓦,“他们能不能……”
“陛下,英格兰的国王和议会所进行的战争虽然正在平复(1647年初查理一世被苏格兰人以 40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英格兰议会)。”席尔瓦的声音低沉,“但他们的议会正陷入如何处置国王、清算保王党与重建秩序的激烈内讧。我们派驻伦敦的代表连一次正式会谈都未能促成。”
众人听了,不由面面相觑。
这就是葡萄牙的困境,西班牙持续对他们保持军事威压,而法国人却极尽敷衍,寄予厚望的英格兰人囿于国内纷争而自顾不暇。
这个刚刚复国七年的小王国,在欧洲大国博弈的棋盘上,仿佛一片随时会被风卷走的枯叶。
“那么,”若昂四世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重臣,“巴西来的那支新华访欧舰队……什么时候到?”
这个问题,立时让会议室的气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根据巴伊亚总督的最后一次快船通报,”马卡良埃斯伯爵翻开一份文件,“新华访欧舰队于4月15日离开圣萨尔瓦多,预计航行六十到七十天。如果风向顺利……”
他的话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
一名侍卫官冲进会议室,单膝跪地:“陛下,港口瞭望塔报告,特茹河口出现五艘大型舰船!船型……不是欧洲传统样式!这支舰队悬挂赤色旗帜,有金色星芒!”
整间会议室的人同时站了起来,桌椅摩擦石地板发出刺耳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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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时,特茹河口被清理一空,所有往来船只皆停靠于内河码头,为远道而来的客人腾出绝对的空间。
五艘修长的舰船排成单纵队,缓缓驶入伊比利亚半岛最西端的天然良港。
它们的出现,在里斯本港引发了一场小规模骚动,水手们爬上桅杆,商人们挤到码头边缘,连正在巡逻的士兵都忍不住驻足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