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国代表团观礼结束陆续踏上返程之前，新安和会的消息已经早于邮轮和火车返回参会各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克罗斯爵士乘坐的邮轮还未驶入朴茨茅斯港，不祥的预感已如海雾般笼罩了整个代表团。
当踏上祖国熟悉的、如今却弥漫着萧瑟与煤烟味的土地时，那份沉重的文件副本似乎已压弯了他们的脊梁。
《每日电讯》以巨大的、加粗的黑体字刊登了和约核心条款的摘要，标题“帝国终结”更是犹如重锤敲击在每个英格兰人心中。
尽管政府试图控制舆论，但街头小报和地下传单早已将“四百六十亿”“肢解帝国”“爱尔兰背叛”等字眼传遍大街小巷。
酒馆里昔日谈论帝国荣耀的水手和工人们，如今只剩下对高昂物价、工作无着的咒骂，以及对“东方暴君”和“伦敦政客卖国”的愤恨。
下议会如同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克罗斯作为签署条约的代表，一露面便遭到了劈头盖脸的责难。
不仅是反对党，就连执政党内部分裂严重，激进派怒斥条约是史无前例的耻辱，温和派则苍白地辩护，声称这是在无法挽回的军事失败下，为保全不列颠民族血脉和本土核心所能争取到的最佳条件。
“我们失去了印度！失去了南非！失去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现在，他们连爱尔兰都要夺走！”
一位来自阿尔斯特的议员声嘶力竭地怒吼着，飞溅的唾沫喷了克罗斯一脸：“这是对联合王国宪法根基的破坏！是叛国！”
“先生们，当我们讨论失去什么的时候，请先看看我们还有什么。”
克罗斯的声音竭力保持平稳：“是的，帝国不在了，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还在，我们的议会制度还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还在我们手中，而不是像巴黎的部分城区那样，需要从废墟中重建。”
“拒绝条约意味着什么？”
他略微提高音调：“意味着大唐的军队不会撤离，意味着封锁将继续，意味着更多的家庭在饥饿中失去孩子！这份条约是苦药，但它是避免国家彻底毁灭的唯一药方，我们必须……必须吞下它。”
他的辩白在愤怒的浪潮中显得如此微弱，更糟糕的是，爱尔兰问题迅速发酵。
爱尔兰土地同盟等爱尔兰独立组织在都柏林、科克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历史性的国际承认，并宣布将立即着手组建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政府，要求英军限期撤离。
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则群情激愤，誓言武装抵抗分裂，但遭到了进驻这一地区的大唐部队警告。
按照新安和约条款，大唐将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以保证条约内容能够得到充分执行。
“我继承的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破产的、分裂的烂摊子。”
爱德华王储在私下里对心腹哀叹：
皇室的光环在和约的映照下黯然失色，其存在的合法性也首次受到公开质疑，一些激进的工党分子和共和主义者开始公开讨论废除君主制的可能性。
经济上的绞索正迅速收紧。
根据条约设立的赔偿执行委员会的前期人员已经抵达伦敦，开始清点并接管海关、烟草专卖等税收来源。
英镑在国际市场上价值暴跌，黄金储备近乎枯竭。
工厂因缺乏原料和市场而大面积停工，失业率飙升，领取救济食物的队伍长得望不到头。
昔日世界工厂的轰鸣，被饥饿的腹鸣和绝望的叹息取代。
帝国的斜阳正将漫长的阴影投向每一个英伦家庭。
在海峡的彼岸，伊莱·霍尔姆斯回到的巴黎，已不是记忆中那座流光溢彩的世界之都。
大唐军队虽已大部分撤出市中心，但关键的交通枢纽、通信设施和财政部门仍处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街上不时能看到深绿色的军车驶过，提醒着人们征服者的存在。
和约条款的细节被逐条剖析，每一个数字都像一把匕首，刺在法国人本就敏感的尊严上。
霍尔姆斯和临时政府成了众矢之的。
保皇党和民族主义分子骂他们是懦夫，是卖国贼，要求将他们送上叛国罪法庭。
社会党人和激进共和派则指责他们未能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未能阻止德国对非洲殖民地的进一步索取。
霍尔姆斯在国民议会进行辩护时，数次被怒吼和嘘声打断。
他试图解释大唐和德国的压力，解释保留阿尔及利亚和部分非洲殖民地已属不易，但台下回应只有“耻辱！”“辞职！”的喊声。
“先生们！”
霍尔姆斯的声音嘶哑而疲惫，“当我们的军队在边境崩溃，当巴黎升起白旗时，谈判的筹码就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如何恢复拿破仑时代的疆域，而是如何让法兰西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生存下去！”
“是的，我们要支付赔款，但至少我们避免了像比利时那样被长期军事占领！至少我们保住了共和制的基本框架！”
他竭力让自己的话能够压过议会内的混乱：“现在需要的是团结，是重建，而不是无休止地相互指责！”
霍尔姆斯的话打动了一部分理性者，但无法平息汹涌的民怨，法国传统的街头政治迅速激进化。
在乡村和保守地区，保皇党势力重新抬头，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共和制度的软弱，鼓吹恢复君主制以凝聚国家。
更让法国临时政府雪上加霜的，是比英国更为彻底的经济崩溃。
北部和东部的工业区在战火中沦为废墟，法郎贬值成了废纸，中产阶级的积蓄一夜蒸发，农民因失去传统市场而陷入贫困。
归还掠夺文物和艺术品的清单，由大唐方面派出的文化财产接收委员会正式提交，卢浮宫等博物馆被迫开始清点、打包，每一次移交都被媒体渲染成文化上的佩皮尼昂。
巴黎的知识分子在咖啡馆里激烈辩论，从伊斯·黎尔的《西方的没落》中寻找慰藉或警示，一种深刻的文明悲观主义在精英阶层蔓延。
法兰西的荣光仿佛随着那些即将运走的珍宝一起，被装进了贴着封条的板条箱里。
相比于克罗斯和霍尔姆斯的窘迫处境，意大利首相安东尼奥·鲁迪尼的回国之旅堪称一场漫长的公开处刑。
他所乘坐的火车在进入意大利境内后，几乎在每一个车站都遭到了愤怒人群的围攻。
伴随着“叛徒！”“萨沃亚王朝的耻辱！”“把的里雅斯特还给我们！”的怒吼声，夹杂着臭鸡蛋和烂番茄砸向悬挂着国旗的车厢。
这愤怒不仅源于失败，更源于一种深刻的羞耻感。
意大利先是在战争中背叛了盟友，如今又作为战败者被羞辱。
罗马议会内倒阁声浪震天，不仅反对党，连鲁迪尼的执政联盟也分崩离析。
他的支持者，那些民族主义者和愤怒的退伍军人团体在议会外聚集，高呼“惩罚叛徒政府”“为错误的背叛付出代价！”
“我们……我们试图为国家选择更有利的一方……是的，我们判断失误了，但至少我们避免了像法国那样被彻底肢解的命运……我们没有像英国那样失去海外帝国……”
鲁迪尼在下院的辩解苍白无力且充满矛盾。
“但我们失去了更多！”
一位来自威尼托、身上还带着战伤的议员咆哮道：“我们先是背叛了柏林和维也纳的盟友，把几十万小伙子送上了对抗他们的伊松佐河和阿尔卑斯山前线！然后呢？”
“当大唐的军团从东方压来时，我们又被新盟友抛弃！我们的牺牲换来了什么？的里雅斯特还在奥地利手里！南蒂罗尔？达尔马提亚？不但一寸未得，连原本在谈判桌上可能从奥匈获取的补偿也化为了泡影！我们得到了战败国的全部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