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武装起义推翻封建统治、驱逐殖民者，对索库伦教来说是毕生的追求，但对大唐来说只是一件不受关注的小事。
从国家元首到基层百姓，所有人的视线依旧集中于大洋彼岸的故土。
经过半年多的战争，南方各地已经基本收复，仅有部分溃兵逃入云贵地区的深山老林里负隅顽抗。
不过追剿的山地师已经锁定了他们的位置，估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回来。
相较于以英式步操训练的湘军，山地师从人员筛选到训练科目，再到配备的武器装备，都更适宜在山地进行作战。
溃兵赖以生存的复杂地形，正是他们如鱼得水的环境。
民政部门的人员调动也基本进入尾声，大量从各地抽调来的行政人员以及各公司的技术人员进入南方基层，按照既定的计划推行基层改革、执行工业化建设。
无论是从教育还是经济抑或其他层面，这些政策都有利于地方发展，能够有效提高百姓生活水平。
但仍旧遭到宗族势力的抵抗。
比起北方以土地关系建立的基层秩序，南方宗族势力在赤裸裸的压迫上披上了一层血缘的面纱，更具有欺骗性也更难以瓦解。
宗族内掌握话语权的族长、房长等，通过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族规，以极为残酷的手段控制着宗族，尤其是在资源分配上往往倾向于自己的近支血脉，形成优亲厚友的局面。
宗族内的普通成员，特别是小姓弱房，在土地、集体经济收益方面遭受不公，时常承担更多的生产成本而无法获得应有利益。
从这种情况来看，小姓弱房的宗族成员应当普遍想要脱离宗族，但行政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情况与预想截然相反。
以家庭为单位的细小生产经营方式，在抵御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方面能力薄弱，事实也证明尤其是在资源匮乏地区，脱离宗族的成员很难生存下去。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延续了几千年，致使宗族成员即便饱受内部压迫，也没有胆量脱离宗族。
而且由于南方恶劣地理环境导致的相对封闭空间，使得当地百姓对外来者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和抵触心理，无形之中提高了行政人员的工作难度。
不过虽然困难，民政部还是很有信心完成基层改革的。
宗族势力能够发展壮大，成为寄生于这片土地的毒瘤，皇权不下乡的传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唐基层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基层治理下沉至最基层的社会，尤其是相对封闭的村庄。
大唐近二十年培养了数百万行政人员，仍旧捉襟见肘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一原因。
为确保深入基层的行政人员能够有效执行政策，避免地方势力凭借武力进行干扰，治安局的规模得到一再扩增，为基层改革保驾护航。
在加强基层治理、推行扫盲教育的同时，各国有公司也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打破宗族势力赖以生存的封闭基础，鼓励、促进基层人口自由流动，彻底瓦解百姓对宗族的经济依赖。
在暴力机关的保驾护航之下，行政、教育、经济三管齐下，完成基层改革只是时间问题。
南方逐渐从战时转向战后治理的时候，北方的军事行动仍旧在进行。
这并不是由于遭遇了顽强抵抗，而是由于长时间的冰冻期刚刚结束，泥泞的道路终于能够通行。
比起南方遭遇的顽强抵抗，保卫军在北方基本没有遭遇什么像样的战斗。
由于长达数百年的战乱和封禁政策，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几乎陷入停滞，仅有奉天、吉林、齐齐哈尔、宁古塔等人口聚集区。
通过山海关进入这一区域的第105作战师，仅在奉天受到了微弱的抵抗，宁古塔等地的百姓甚至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这些主要以被流放者及其后裔组成的群体，只能一辈子生活在这冰天雪地之中，遭受驻守将军的压迫、盘剥和凌虐，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和尊严可言。
作战师的到来不但意味着统治者的更替，更代表着了无希望的未来终于能够看见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