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地基层地主势力虽然极为顽固，但百姓的反抗意志同样强烈，伴随着一座座石堡垒、土围在火炮的轰击下灰飞烟灭，大唐的政策得以迅速推行。
这里最大的问题并不在基层关系上，而在于人口众多与贫瘠土地的不平衡上。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但将移民名额向此地倾斜，各公司也提前开始大规模的水利、铁路和电报工程。
晋地与豫地只有一山之隔，却是完全不同的境况。
比起豫地广阔的平原，晋地崎岖多山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宜耕种，当地乡绅多为商贾而非地主。
商贾的生存逻辑与地主截然不同。
他们需要的是消费市场而非任其剥削的佃农，需要的是忠心耿耿的伙计，而非任其欺凌的奴仆。
基于这种生存逻辑，商贾们不但会为百姓提供工作岗位，在灾荒年间设粥厂或以工代赈进行赈济，还会兴办私塾、义学培养普通家庭子弟。
这就使得当地百姓与乡绅紧密相连，形成一个个由传统伦理和经济基础构成的封闭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对乡绅的处置必定会触碰到百姓的利益，从而直接影响到大唐在基层的基础。
最高行政议会为此召开了不止一次会议，讨论究竟应当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蔡百衲的想法是既然晋地有浓厚的经商氛围，百姓的生活还过得下去，就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改造。
当大唐的工商业进入，传统商人必定会逐渐消亡，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基层关系自然会向大唐靠拢。
行政部门需要注意的，其实是取缔票号带来的影响。
过半晋商经营或者参股票号生意，取缔票号将带来非常广泛的影响，届时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
不过林自立对这件事很乐观。
经过数月时间的深度调查，民政部对于晋地基层的情况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他们注意到实际情况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危险。
早年间晋商主要利用开中法从事粮盐贸易，长途贩运需要的人力造就了商贾与百姓紧密相连的基础，但随着票号业务兴起，这种连接已经日渐松散。
除经营对俄贸易的少部分晋商，大多数都已经放弃了传统手工业和运输业，主要服务于官府、官僚和少数大商号。
这些主要为税款、军饷等公款，贵族官僚私蓄服务的票号，已经与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关联，与晋地仅存的联系只是屹立在城池或者乡间的一座座深宅大院。
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
金融业的利润远超过任何其他行业，大唐金融部队在经济危机中的收获，甚至超过了大唐钢铁业同期产生的利润。
当只需要坐在账房中就能赚到丰厚的利润，没有人会想再回到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的制造业中。
因此大唐对于金融行业的禁令，并不会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利益。
“玉字号呢？”
林自立提出了最让自己头疼的问题。
玉字号的常家是少数没有以票号业务为主的晋商，经营着从闽地到沙俄府邸的漫长商路。
从采摘、制作到运输、销售，养活了数以万计的百姓。
大唐解散玉字号的镖局和护卫队，常家便以道路断绝为由停止生产、运输和销售，用这些百姓的生计来威胁大唐。
几万百姓对于大唐的工业需求来说不值一提，无论是铁路、煤矿还是其他基础工程，都能提供待遇优渥的工作岗位。
没了百姓生计的威胁，常家只是冢中枯骨罢了。
但大唐显然不能直接这么做。
常林思用开门献城这一举动，给大唐套上了一副道德的枷锁，一副必须妥善处理常家的枷锁。
一旦处置失当可能会引起兔死狗烹的舆论，阻碍民政部的基层改革，甚至影响到收复其他地区的计划。
“交给商务部处理。”
李桓做出了决定。
常家之事是民政上的事情，也是商业上的事情，用商业上的手段来解决，能够有效降低可能产生的影响。
“好的。”
蔡百衲微微颔首，应了下来。
商务部来处理的话，显然就是国有化改造了。
除了金融、武器、铁路、通信等特殊行业，大唐并不禁止私人企业，只不过由于国企在技术、资金和规模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大唐的私人企业更倾向于诸如饭馆、裁缝店、洗衣店等服务行业。
虽然大多数私人企业甚至达不到财政部规定的纳税标准，但也有一些能够在特定领域内绽放出不同的色彩。
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多色染坊、诚合顺酒坊等。
为了能让这些企业尽快发展起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同行业进行竞争，商务部便提出了国有化改造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