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股市崩盘，金融市场陷入信任危机，国际投资和信贷陷入停滞状态。
奥斯曼帝国用以续命的海外贷款来源被切断，为确保能够偿还数额惊人的债务，政府不得不提高税收。
这一政策并没有任何问题，各国政府常用此政策缓解财政压力。
问题出在由土耳其人主导的政府，在巴尔干地区苛以重税，却向土耳其地区提供了大量税收优惠和补助。
这使得本就紧张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直接导致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民族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统治。
奥斯曼帝国调集部队，进行了血腥残酷的镇压。
这就给了俄罗斯帝国插手的借口。
俄罗斯帝国同样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瑞士银行集团、比利时资本集团等国际投资为自保停止注入资金，铁路建设、冶金等工业进程终止。
同时由于各国市场收缩，导致国际粮价暴跌，冲击其赖以生存的农业出口。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打通黑海出海口，还是转移经济危机带来的矛盾，战争都成了最好的选择。
于是在斯拉夫民族起义遭到镇压的时候，亚历山大二世立即以保护斯拉夫兄弟和解放基督徒为由发起战争。
奥斯曼帝国已经在破产边缘徘徊，面对来势汹汹的俄罗斯帝国根本无力阻挡，立即向英国和法国请求援助。
曾经帮助奥斯曼赢得克里米亚战争的英国和法国，并没有再次派遣援军。
倒不是两国不关注巴尔干地区局势。
而是他们现在同样深陷经济危机的影响。
在普法战争中建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政局动荡不安，短短几年内便更换了多次内阁，根本无法制定长期有效的政策。
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他们完全无力扭转商业公司倒闭、农民破产、工人失业的局面。
虽然时任首相布罗伊公爵喊出用非洲沃土填补经济创伤的口号，但在短期内并没有获得成效。
以法国的政局形势，他很有可能很快就要面对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了。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金融资本雄厚，是理想的避风港。
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形成有效的缓冲，使得他们在一开始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
但这只是给其赢得了缓冲的时间而已，当经济危机逐渐蔓延，商品出口开始受到影响。
时间进入1874年之后，大西洋航运公司的货运订单同比下降超过百分之三十，大量商品由于客户毁约而滞留在港口。
面对这样的危机，英国统治精英选择将危机转嫁出去，掀起了新一波的殖民扩张浪潮。
首先感受到这份压力的，便是远东地区的清国。
威妥玛就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的矿路权问题再次与奕䜣交涉，要求清廷兑现此前的承诺。
为配合其行动，驻扎在香港的中国站舰队北上渤海。
面对英国的舰队，奕䜣只能奏请刚刚亲政的同治皇帝，请同治做出圣裁。
同治虽然已经亲政，但实际大权仍掌握在慈禧手中。
在提出重修圆明园将慈禧赶出紫禁城的计划失败之后，他现在频繁微服出宫，流连于京城花街柳巷，根本无心关注政治。
作为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又由于需要汉臣的支持以稳固权力，不愿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
而且大唐共和国在接收奄美群岛之后陷入沉寂，让她觉得大唐共和国短期内并不会威胁到清廷的统治，对是否执行联英抗唐的政策也心存疑虑。
出于对权力的野心和欲望，慈禧开始怀疑奕䜣推动联英抗唐、洋务运动和学童留学，是否是借大唐共和国的威胁为自己攫取权力。
多尔衮的例子在前，她觉得自己不得不防范。
于是奕䜣便陷入了两难的境界，迟迟没能予以威妥玛答复。
随着慈禧有意放出英国要求矿路权的消息，李鸿章立即提出异议。
这位在曾国藩逝世之后，实质上成为湘淮系汉臣领袖的直隶总督上书清廷，痛陈出让矿路权的危害。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与什么损害国威没有关系，而是其麾下的淮军主要依赖长江流域矿产作为军费。
一旦英国获得长江流域的矿路权，将威胁到湘军的补给，进而损害李鸿章的政治地位。
这样的争吵和拉扯一直进入到初秋，同治皇帝突然病倒，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从宫里面传出来的消息称这位刚刚亲政一年的皇帝，不但已经骨瘦嶙峋，而且肩背部长满令人不安的斑疹。
太医院根据经验判断，这些斑疹可能是梅毒疹。
由于事关皇家体面，太医们不敢直言，只能对外宣称是天花。
涉及宫廷秘闻的消息堂而皇之的传到市井，显然不是疏忽能够解释的。
容闳在呈递给李桓的报告中分析，这很有可能是慈禧的手笔，旨在动摇同治的地位，促成自己再度垂帘听政。
在这样的动荡中，奕䜣借机中断了与威妥玛的谈判。
威妥玛倍感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英国内阁并没有授权他与清国开战，在渤海耀武扬威的舰队也只是威胁而已。
而且争夺长江流域的矿路权，要面对的并不是腐朽不堪的八旗和绿营，而是盘踞在长江流域的湘淮军。
这需要从东南亚、印度调集士兵。
虽然在英军看来，湘淮军并没有太多战斗力，但大规模投送士兵需要的成本，远超过短期内能获得利益。
这并不符合英国想要转嫁经济危机的本意。
于是威妥玛转变思路，打算在清国物色合适的商人，通过清国本土官商力量推动英国资本进入清国。
就在他将这个想法汇报给英国内阁的时候，海峡殖民地传来消息，紧急召回在松江府进行补给的中国站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