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可以允许这类不稳定因素，自由地存在于公共环境中而不进行基本监管。”
泽维尔教授沉吟了片刻，眉头微蹙，随后掷地有声地反驳道，“凯利议员，可问题在于，变种人注册法案的推行远非防范飞机事故那般简单直接。
它涉及的层面广泛而复杂，且充满了诸多不可控的因素。
‘注册’这一举措很容易会演变成‘标记’，而‘标记’的背后，很可能就是隔离、管控，乃至最终的暴力镇压。
历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所有以‘公共安全’之名的分类机制，一旦缺乏伦理制衡，最终走向的往往是极端化。
人类之友这样的反变种人组织做出的暴行，无疑已经验证了我的想法。”
凯利议员脸色平静，语气却带着咄咄之意地作出回应，“教授，我理解您在为变种人个体发声。
我愿意相信大部分变种人是善良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假定所有变种人都能妥善使用能力。
我们设立枪支注册制度，是为了防止滥用；我们设置疫病隔离机制，是为了阻止传播。
这不是压迫，而是在保障公众和变种人的双向安全。
变种人注册法案能让政府在关键时刻反应及时，给予必要的干预和支持。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我们承认变种人作为公民权利的体现。”
泽维尔教授叹了口气，再次开口辩驳，“参议员，您将变种人与枪支、病毒类比，这本身就是对他们人性的一种否定。
我们不是要让人类社会为个体风险投降，而是要用理解、教育与制度保护来引导。
我并不反对管理，我反对用恐惧与效率掩盖人性判断。
变种人的问题，不能靠立法一刀切地解决，它需要对每一个个体进行理解、教育与引导，而不是泛化为一个‘高风险群体’来图省事。
没有人天生就是‘应被控制的变量’，人权必须高于预设风险的算法。
否则，今天是变种人，明天就会轮到下一个‘不够稳定’的人群。”
电视机中的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言辞交锋逐渐升温。
而坐在电视前的老者却突然发出一声轻蔑的冷哼，“这些官员、教授，还有那些有钱人......
一个个穿得光鲜亮丽，就知道坐在高台上夸夸其谈，争论‘制度’、‘人权’，听上去真他妈高大上。
哈哈，可他们什么时候瞧过我们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一眼。
我们这帮烂命，连下一顿饭都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上，谁会管什么狗屁变种人威胁不威胁的？”
老者的声音很大，充满了愤怒，周围几个同样在看着电视的流浪者默默听着，没有人吭声。
无论台上的辩论多么激烈，对这些真正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而言，都不过是一场不切实际的虚假舞台剧。
彼得侧头看了老者一眼，正想说点什么——
一阵细微的咕噜声从不远处传来，像是肠胃发出的无力抗议。
彼得顺势望去，那道声音来自大堂最边缘的床铺。
床上蜷缩着一道身影，紧紧裹着一条泛灰起毛的旧毛毯，整个人在不住地瑟瑟发抖。
她的棕色长发拧成了一团乱麻，油腻纠结，脸上布满污垢，五官几乎被泥垢和阴影模糊，但隐约能看出那是个女人。
女人手里抓着一个已经瘪了的纸杯，眼神时而游移飘忽，却又如临大敌般警惕地扫视着来往人群。
她的床铺边堆着几张折叠椅和翻倒的破旧纸箱，像是人为搭起的一道孤立的屏障。
在那脆弱的屏障后，蜷缩着一道被世界遗忘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