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开始，为了圣战而施行大赦，换取圣战资金的情况屡见不鲜。
最初，这些资金被用来支持那些贫穷的朝圣者前往圣地，其中大多是无法战斗的老弱妇孺。
后来，随着东方十字军和北方十字军的开展，大赦和发行赎罪券的举措越发频繁。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整个中世纪晚期，大赦令和赎罪券一直是很受人们欢迎的。
由于频繁的战乱和致命的瘟疫，人们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够辛苦了，没人希望死后再去炼狱里遭受责罚以洗清身上的罪孽。
在动荡的年代，为求得心理的慰藉，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情愿掏钱来购买自己死后的安宁。
因此，教廷、大国和军事修会一直以来都希望利用大赦运动来支持一系列十字军远征，打击信仰的敌人。
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最长的大赦是针对奥斯曼帝国的长达十余年的大赦，范围几乎覆盖整个帝国，为哈布斯堡家族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在这之外获利最多的当属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其中医院骑士团的绝大部分活动几乎都靠教廷在法兰西和帝国发起的大赦来支撑。
条顿骑士团则更加依赖帝国——根据一份生效了两百多年的大公会议谕令，德意志人只要投身条顿骑士团捍卫信仰就能得到彻底的救赎，这为骑士团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后备兵员。
在这个时代，已经发展的日渐成熟的大赦和赎罪券发行活动得益于印刷术的传播变得更加便利。
不过，新技术的出现并未立即改变赦免运动的标准程序，这导致一些多年来逐渐显现的问题阻碍了赦免运动利润的增长。
比如对传教士、赎罪券专员的选拔和任命，开展赦免活动也需要合适的时机，最关键的是人们开始逐渐怀疑这些募捐的钱款并未完全用于虔诚的目的。
在15世纪以前，大部分赦免运动服务的对象都是当地的教会，主要用于改善教会财政、修缮教堂之类的，这自然不会引起太多不满。
但是，在步入新世纪后，绝大多数赦免运动都是为了支持特定的十字军，包括奥斯曼十字军、胡斯十字军，还有现在的北方十字军。
这样一来，为所谓的外国目的筹集资金就成了教会与地方当局爆发冲突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必须发放必要赦免令的教宗，还是必须保护与配合传教士和赎罪券专员的地方当局，都开始要求从收益中分一杯羹。
原本的规矩是赦免运动募集的资金中三分之二分给接受资助的政治实体，三分之一留给教廷金库，现在则必须分出一部分给地方政府，否则无法让人相信这些从当地募集的资金会被妥善使用。
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讲，只要最后能够谈妥令大家都满意的条件，赎罪券不仅无害，对统治者反而大大的有利。
因此，以弗朗切斯科为代表的枢机团始终无法理解皇帝为何一直将赎罪券业务视为眼中钉。
在1475禧年大赦后，皇帝对他们的逼迫更甚，这让刚刚建立起赎罪券发行体系的教廷无疑更加难受。
不过，随着诺夫哥罗德战争的爆发和北方十字军运动的复兴，弗朗切斯科等人又看到了延续赦免运动和赎罪券发行的希望。
他们甚至自认为找到了皇帝推行不合常理的反赎罪券政策的根源——钱没有分够。
“陛下，这是最新的十字军大赦的赦免令。”
帝国宰相贝特霍尔德将教廷寄来的文件交到了拉斯洛手中。
拉斯洛展开一看，果不其然，与在南法兰西推行的禧年大赦赦免令如出一辙。
首先明确了全大赦的性质，即彻底的赦免，包括对违背誓言、盗窃、谋杀和其他违反教会法律的重罪在灵魂层面的赦免。
然后是大赦的范围，不仅适用于活着的人，也适用于炼狱中已故者的灵魂。
简而言之，如果一个人有亲人生前犯了重罪，灵魂从神学上讲要在炼狱中遭受长久的折磨，那么这人可以通过捐赠等善行为死去的亲人求得赦免。
为了确保这条扩大圈钱范围的条款不受人们质疑，紧接着赦免令还规定活人和死人都可以永久参与教会的所有善行。
最后是获得大赦的凭据，即一份告解书，授权他们所指定的忏悔者在生前和死后一次赦免所有罪过，从而免遭炼狱的净化直升天堂。
这份告解书的效力很强，其上甚至专门强调这项赦免包括了仅有教宗可以处置的情况。
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发行的告解书基本都是在指定地点批量印刷的，根据罪行的轻重还分为几个等级，每个等级都规定了不同的赦罪价码。
这就是所谓的赦免和赎罪券。
其中关于为死人求得赦免的部分已经在南法兰西引起了教士们的联合抵制，情况甚至发展到教宗都不得不写公开信解释的地步。
不过，到目前为止相关的争议都还没有彻底终结。
不用想，这次在帝国境内推行的大赦也会遭受类似的质疑。
“北方的诸侯们对此都是什么反应？”
“有一些世俗诸侯对此提出了质疑，尤其是下萨克森地区的诸侯们。
除了那些对此表现积极的汉萨城市以外，其他帝国等级都对北方的战事漠不关心，他们也不觉得对莫斯科的战争与帝国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机会，您也知道我们此前在帝国议会上号召各帝国等级资助对莫斯科的战争时遭遇了不小的阻碍。
如果单纯以帝国的名义行事，还是有许多人不愿意为此买单，但如果加上教廷的名义，事情无疑会轻松不少。”贝特霍尔德分析道。
按理来说，他和教廷应该是一边的，但美因茨大主教和教宗完全站一边又不太可能。
近五十年内被教宗一怒之下逐出教廷的美因茨大主教都不止一位，这并未对大主教在帝国教会的权威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
所谓“山北圣座”还真不是跟你说着玩的。
眼下贝特霍尔德已经渐渐接受了臣服于皇帝权威的现状，他因而很自然地站在帝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而非始终与教廷保持一致。
“你的意思是，我们吃回扣？”拉斯洛惊讶地看了贝特霍尔德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