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唇的胡子被重新精心修剪了一番的赵首长将脑袋从主峰观察哨的那个大号观望镜后抽了回来，
然后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这货：“让你入党不肯入，这下好了吧，老祁一不在，你连党内的消息都灵通不起来了吧？”
作为本年度东北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五顶山要塞被攻下来后，赵首长、祁致中等人自然要秘密返回朝阳山根据地参加战后特别会议。
这场特别会议的内容非常之庞杂，不但要研究日军最近的动向，防范日军可能重启的对于朝阳山根据地的大扫荡，同时还要商讨日军从富锦县东北、东南地区撤离后，这些地区的接手和根据地打造事宜。
按理说，这些事情或多或少都跟杨铸有关，于情于理也该让他这个小团参谋参与才对。
无奈这是一场党内会议，而且还是级别颇高的党内会议，杨铸的影响力再大，但却不是党员身份，因此碍于组织规定，自然不能参加这种级别的党内会议。
好在随着第一路军和第三路军的成功会师，抗联指挥权的统一，以及组织框架的重整，祁致中虽然明面上依旧挂着第一中队中队长的头衔，但却也不像以前那样生硬地将自己与“明山队大当家的”这一身份切割开来了，所以有着他的参与，杨铸是否与会，影响却也没有那么大。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祁致中回来之前，杨铸自然不可能知道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这场会议里交换了哪些意见……甚至就连祁致中回来后，出于组织纪律，也只能告诉杨铸部分内容。
别问为什么祁致中还留在朝阳山区，赵首长却是出现在这里，问就是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在完成了第一天最重要的会议议题后，便提前回来了。
看着这位长辈那幸灾乐祸的模样，杨铸翻了个白眼：“不说就不说呗，整的我有多稀罕知道一样。”
说着，直接把右臂搭在某个老胖子的肩膀上，一瘸一扭地攮着他转过身去：“走，老谢，咱们下去……你不是说你知道一个跌打医生很靠谱么，咱们进城，陪我好好按按。”
五顶山要塞一战，明山队几乎人人带伤，他这个站在第一线的狗头军师虽然因为有三铳这个保镖护着，外加运气好，没吃上枪子，但却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被冲击波掀起的碎泥块砸中了腰臀，因此某个命大的脆皮鸡固然没受到什么实质上的严重伤害，但单从外表上来看，却是惨到了连走路都需要人架着的程度。
谢某某伸出手掌扇了扇，似乎很嫌弃杨铸身上那股狗皮膏药混杂着一个多星期没洗澡的刺鼻酸臭，然后却是毫不见外地架好了这货：“进了城，先给你找个澡堂子把身上涮一涮，就你这一身味，哪个大夫乐意待见？”
身份特殊的谢某某自然也不可能去参加会议，再加上攻占五顶山要塞，头一周正是需要加强防务的关键时期，因此他便留了下来，每天协助杨铸四处巡视。
别问随着五顶山要塞的陷落，日军往富锦县紧急派驻了大量兵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谢某某还敢陪同杨铸进城去看跌打医生，甚至还没心没肺地让杨铸先去澡堂子涮涮。
作为一系列计划的知情者和执行者，谢某某当然知道这幅情况完全就是假象——出于某种玄妙的原因，日军派驻到富锦县加强防守的部队是第四师团，而非连续两次在明山队手里吃了大亏的第一师团，估计再也没有什么时候能比当下进城更安全的了。
见到这两个家伙转身就要走，赵首长赶紧叫住他们：“哎哎哎，算我怕你们了……你不是问发生了什么事么，我告诉你不就成了。”
说着，赵首长没好气地瞪了杨铸一眼：“还记得你们之前送你们回来的那个廖思孟不？”
廖思孟？
程永刚的副官？
杨铸和谢某某对视一眼：“记得。”
赵首长抚了抚上唇的胡须：“那位廖思孟派人传了个信过来，说是伪满西南国境（即热河、辽西一带）的封锁区发现了大批可疑渗透人员，经过一些渠道核实，这些人是由延安向东北地区派驻出来的干部团，人数大约300左右。”
“还好这些人的踪迹是负责巡逻的绥靖军发现的，而这支绥靖军的师长又跟陈永刚是老朋友，因此发现异常后并没有第一时间上报给鬼子，而是悄悄通知了陈永刚。”
“而陈永刚知道这事以后，第一时间就让廖思孟派人给我们送消息，询问是否需要他们帮忙，把这支干部团送到我们这边来。”
“由于那时候刚好是五顶山要塞被攻下来的第二天，富锦县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还有大量日军驻扎在县城内外，因此廖思孟派过来的人不敢冒险与你们接触，干脆就直接把信息送到了朝阳山根据地那边。”
“既然是延安冲破层层封锁派过来的干部团，我们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理，所以当场就拍板做出了决定……所以，小杨，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延安派出来的干部团，
人数还高达三百人？
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杨铸一愣，旋即明白了张耕野昨天为什么会忽然问出那么奇怪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遭到毁灭性破坏后，抗联跟延安那边一直是处于长期失联状态。
而1935年XX国际的“七大”决定各国党独立工作后，东北抗联与延安的直接组织联系更是基本中断——这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抗联不得不主要通过驻XX国际的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来接受指示，渠道迂回且不稳定。
但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教员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东北义勇军（此处泛指抗联）……在将来全国反攻时期，将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出于全民抗战的考虑，会上正式决定“成立东北局，加强东北工作”，以求恢复对东北的直接领导。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成立的“东北工作委员会”，便抽调大批我党干部组成干部团，开始了一场持续数年、多批次、多路线的艰苦“东援”过程。
看过《我的弟兄叫顺溜》这部电视剧的同学都知道，对于敌后抗战来说，最核心、最紧缺的力量，便是那些中基层骨干和经验丰富的军官。
有这些人在，只要条件合适，分分钟就能给能拉起一支数量庞大的队伍起来，并且把这些人管的服服帖帖的。
所以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延安援助的这三百名干部，不啻于送来了一百个连队，一旦顺利抵达东北根据地，最多一年半载的时间，抗联就会多出上百个完全服从党指挥的新锐部队，这对于损失惨重的抗联来说，实际价值无可估量。
然而想法虽然很好，但延安距离东北数千公里的距离，中间又要冲破日伪的重重封锁，想要把这些干部送过来又谈何容易？
在原本的历史上，六中全会结束后，新成立的东委从1939年年初—1941年，先后组织了无数批干部团，意图经晋察冀、平西根据地，再穿越长城线进入东北。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多数干部牺牲或被迫返回——没办法，路途太远，日伪的封锁也太严了，日军的情报系统更不是吃素的。
最后实在没办法，到了1940年，延安不得不将东北工作的一部分先行委托给北方局（驻晋东南东南）具体执行，让他们派驻干部团从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部）的冀东区出发，利用冀东与辽宁接壤的地理条件，在冀热辽八路军游击队的掩护下，分批向辽宁、吉林方向渗透，这才终于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那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期了。
在牺牲了无数同志之后，北方局派驻的某支干部团经历了长达一年多的艰难突围，终于在六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1942年抵达了北满和吉东的抗联最后根据地。
然而那时候，杨靖宇将军已经牺牲，第一路军主力已损失殆尽；赵首长也于1942年2月12日牺牲，就算干部团随后与退入苏联境内整训的抗联主力（东北抗联教导旅）取得了联系，却也发挥不出自己应有的作用了。
这是一场鲜少记载在历史书本上的真实悲剧与坚韧，如此漫长，却又染满了鲜血。
这支人数约莫三百人的干部团正是东委第一批派遣出来的精英，按照原本的历史，年初从延安开始出发的他们，应该是在抵达了号称“千里无人封锁区”的热河、辽西一带，被日伪军发现，然后牺牲、被迫返回。
然而由于明山队这大半年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支干部团固然还是被发现了行踪，但有着陈永刚这层关系在，想必全力遮掩、接应之下，就算不能分毫无伤地抵达北满，但应该损失也不会太大。
然而这支干部团不日顺利抵达，对于抗联来说，尤其是对于抗联的战力补充和提升来说是件大大的好事，毕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有着这些干部做骨架，开春之前拉起一支四五千人能保证战斗力的队伍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又有些喜忧参半了。
原因很简单，这些干部团里的成员，并不仅仅只有军事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