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鲤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和高启愚在丁亥学制上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就是普及教育势在必行，并且需要朝廷的巨大投入，才能确保成功，而主要分歧，集中在手段之上。
保守派希望用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来保证施政的成功，而激进派的手段非常的激烈。
沈鲤是限制私塾，而高启愚要关掉私塾。
“大司徒上了一本奏疏，大宗伯看看。”朱翊钧将侯于赵的奏疏递给了沈鲤，这场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在持续当中。
侯于赵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矛盾说》的延伸，在矛盾的框架下主张激进变革的合理性。
矛盾说认为矛盾不可避免，矛盾在发展中被取代，而不能被消灭。
而矛盾在不断的激化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的碰撞，碰撞就是斗争，而这个碰撞的过程越漫长，形成共识的时间越漫长，则对万民的伤害越大，反之，则伤害越小。
故此，侯于赵基于这个基本事实，提出了快速过峰理论。
用激进的变革，促使本就会爆发的矛盾，最快速的锐化，将激烈碰撞的时间缩短到极限，也就是快速过峰，减小对万民带来的伤害。
而大明本身的情况适合快速过峰的理论框架。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到光武皇帝刘秀登基，一共是十六年的时间，快速结束动荡，三十年一世，付出了大约半代人的代价，给天下带来了二百多年的安宁；
东汉末年分三国，以曹丕受禅东汉彻底灭亡算，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动荡了足足361年的时间，付出了足足十二代人的代价；
以王薄起兵隋末动荡开始算起，到李世民虎牢关一战擒双王基本结束动荡，大约只有十年的时间，也付出了半代人的代价，而安定与和平大约在安史之乱后结束。
以安史之乱为乱纪元的起点，到宋太祖登基，共用了205年，这段时间武夫乱政，天下疲惫。
从刘福通、韩山童起事算起，到朱元璋开辟定鼎的洪武元年，大约只有十六年的时间，也是半代人的时间，时至今日，也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安宁。
快速结束乱世的大明，确实有资格去尝试快速过峰。
治乱交替，快速过峰，快速通过乱纪元，让天下安宁，有利于天下万民，数百年的动荡不安，遭殃最多的、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还是百姓。
在可控的范围，引爆矛盾，充分斗争，快速结束动荡，总结经验教训后，继续向前。
“按他这个说法，那朝廷就要注定抛弃一群人，现在就有件棘手的事儿，棉坊主们要建机械工坊，取代人力，他们要清退六成以上的工匠，那按照侯于赵的说法，就该敞开了供应铁马，让这些棉坊主们随心所欲！”
“简直是荒唐！”沈鲤看完了奏疏，拍桌而起，愤怒无比的说道：“凭什么？他侯于赵凭什么要求朝廷抛弃掉一部分人！这些人就不能好好活着吗！”
“万历维新至今，臣所见所闻，臣所到之处，皆是盛世之景，臣从河南来，嘉靖年间，就是丰年，饿死人也是轻松寻常，今日今时，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顽童不必拾麦入学堂读书，这是何等的景象！”
“抛弃掉一部分人，他侯于赵还有一点点仁义吗？亏他还是个进士，居然能说出这等话来！”
“妖言惑众！妖言惑众！”
沈鲤两眼通红，连续拍了三下桌子，气得手都开始抖了，恨不得把奏疏给撕了，这些话太具有蛊惑性了，5年跑完30年的矛盾，光是听一听都觉得妙不可言，但真的是这样吗？
“大宗伯，消消气消消气，李大伴，看茶看茶。”朱翊钧赶紧劝沈鲤，这么大年纪了，还跟年轻人一样火气这么大。
“大宗伯，大司徒说归说，但做的时候，还是商量着来，他就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朱翊钧笑着说道：“侯于赵到底是个佞臣还是忠臣，大宗伯还不清楚吗？你可见过他抛弃过任何人？他在辽东垦荒的时候，鳏寡孤独畸零户都不肯放弃。”
“这倒也是。”沈鲤仔细琢磨了下，这侯于赵说是这么说，但做的事儿，却不完全是这么做的。
大明是学者官员不分家，所以理论研究归理论研究，实践归实践，不会彻底混为一谈，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这一点，阁臣们都是阶级论三阶大圆满修为，言行不一都是被动技能。
“大宗伯，其实大司徒的意思是，不涉及生死大事，当激进则激进一点，他提出这个说法，也是为了施政，他想要把一些造纸、纺织等轻业放到乡野营庄，把煤钢铁马等重业放到官厂。”朱翊钧说起了侯于赵上这本奏疏的目的。
业有轻重，轻就是不用过分依赖朝廷组织就能生产的产业，重就是必须要依靠朝廷把匠人组织起来，极其倚重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和生产秩序的产业。
把轻产放到乡野之间，充分利用农闲，组织生产，那么官厂就可以释放部分的匠人，加强重产业，实现扩产扩军的规划。
“他这个想法很好啊，但和他说的这个快速过峰这种混账话，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沈鲤看完了侯于赵另外一份奏疏，这侯于赵果然是不走寻常路，夹缝中都能给他找出一条路来。
万历维新，依靠大驰道、大运河，大明实现了多种商货的南北对流，北方多煤铁，而南方多粮银，这种南北对流是内循环的重中之重，是除了海贸这架马车之外，另外一架马车。
而现在，侯于赵认为城乡货物对流，将成为大明内循环的另外一匹千里良驹。
乡野为何封闭，货币为何流通不到乡野，白银堰塞需要纾解等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城乡对流解决。
“他这个步子有点大，北衙那边反对居多。”朱翊钧解释了一下其中的原因。
“是，营庄之法，还不稳固。”沈鲤仔细琢磨了下，设想确实很好，但营庄根基不稳，很多规矩并没有形成共识，这个时候仓促上马，多少有点操之过急的嫌疑。
“可以先从浙江开始。”沈鲤琢磨了下，大明发展并不均衡，仓促上马，大明腹地全境推行不现实，但浙江还田最早，自万历十三年开始，至今已经十六年之久，浙江适合作为试点。
“大司徒也是这个想法，从浙江开始。”朱翊钧肯定了沈鲤的说辞，和侯于赵想法不谋而合，等到时机成熟再推行，反而就有点滞后了。
朱翊钧和沈鲤聊了许久，最终确定了从浙江开始，确切地说，是从杭州府和宁波府开始，这两个地方还田完成的速度最快，而新政试点的地方，额外多了一个义乌。
这多出来的义乌，是圣恩，朝廷为其推行新政进行兜底的圣恩浩荡，一如朝廷很多新政都会带上徐州府，也是朝廷倾斜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进行帮扶，才能成功。
带上义乌的原因也简单，戚家军或者说南兵的主体，是义乌人。
激进派负责踩油门，保守派负责踩刹车，朝廷里全都踩油门，下坡的时候，容易出事；朝廷全都踩刹车，上不了坡。
“还有个好事，朕当爷爷了，太子府多了一个公主。”朱翊钧分享了一则喜讯，他当爷爷了，王夭灼做奶奶了。
“好事，好事，天大的好事！”沈鲤一听，面色狂喜，太子的生育能力没问题，这就增加了极大的确定性。
其实沈鲤非常反对皇室习武的风气，因为习武多了，容易没有子嗣，骑马骑多了，很容易就失去生育能力，宋高宗泥马渡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而明武宗少年就喜欢习武，后来绝嗣了。
但现在太子有喜，是天下有喜。
朱翊钧也发了百事大吉盒给随扈大臣，还派遣了三位大祭司，前往郊祭，告知列祖列宗。
皇帝言而有信，就真的在扬州玩了七天，才继续南下，抵达松江府晏清宫的时候，已经五月初三了。
这次来的有点慢，但没有科道言官不长眼上奏骂皇帝怠政，皇帝愿意歇一歇，满朝文武都没有太多的意见，只觉得歇的时间有点短。
朱翊钧刚到松江府，就接见了周良寅，询问了这两年关于一条鞭法的推行，周良寅则是两年未曾面圣，报喜不报忧，只说成果，不说困难。
“这些势豪、商贾、乡官、地方官吏，就这么听话？”朱翊钧听完了周良寅的汇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武昌府等地，都完成了一条鞭法的施行。
“其实也不是那么听话。”周良寅斟酌了一番，回答了陛下的询问，开始描述推行政策中遇到了种种问题，自桂萼提出一条鞭法至今，当初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现在一样要面对。
只不过因为万历维新的大发展，一些问题不再那么棘手了，其实还是田赋的比重快速减少，各地衙门不再过分地依赖田赋、劳役，才让施政有了更大的进退空间。
当然，该有的斗争，一点都不少。
“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臣背靠朝廷，倚仗君上，以势压人，些许风浪，不值一提。”周良寅讲了两件事，总结性地说道，他周良寅也没什么大本事，就是靠皇帝的威权，才有了这些成果。
“朕其实没怎么照看过你，给你的帮扶，和他人并无不同，甚至因为旧事，多有忌惮，你今日的所有，都是你自己的弘毅，坚持所得，真正该谢的是你自己，不是朕，若说有旁人，那也是大司徒对你照拂有加。”
“少司徒谦虚了，李大伴，看赏。”朱翊钧听闻，挥了挥手，直接给了一个武曲星的满绿翡翠，即便子孙不孝，敲敲打打也能富贵十数代。
武曲星五行阴金，化气为财，为财帛宫主，司掌财富。
周良寅有功，自然要赏，而且要真金白银的赏赐，朱翊钧对周良寅没有特殊照顾，今日一切，都是他自己种下的因，自己结下的果，如果真的有人帮，那也只是侯于赵帮了一些，真正还是靠他自己。
“臣叩谢隆恩。”周良寅领了封赏，俯首帖耳谢恩，他撒谎了，他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他是贱儒出身，骂过凉国公李成梁和奉国公戚继光，靠着辽东垦荒才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侯于赵和李成梁是抵背杀敌的莫逆之交，为他周良寅游说，获得了凉国公的谅解；而皇帝作保，戚帅大度，不计较当年的事，他才成为户部尚书少司徒，但争议还是非常大。
哪怕是侯于赵举荐，他也要有拿得出手的功业，才能让那些质疑声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