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看到侯于赵还有话要说，挥了挥手，示意他安静一些，他太激动了，激动到，甚至没有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
这很正常，不能指望一个冲锋陷阵的人冷静，若是冷静，他就不会冲锋了，侯于赵一直是一个很怪的人，他压根就不像是一个官员，从入仕至今，就和别人不一样。
作为帝党，侯于赵不必为工党冲锋陷阵，但他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把奏疏呈送御前。
“陛下，诸位明公，侯于赵的意思非常明确，这是一个阶级矛盾，无论将其异化成何等矛盾，生不生，都是一个阶级矛盾，抛开这个立场，都是文过饰非。”
“我们要知道，一个孩子，他不是凭空就能长大的。”
孩子不是生出来，嗖的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壮劳力，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成长过程后，才会开始参与生产。
当明确了一个孩子不能凭空长大这个基本事实后，就自然而然地有了一个成本和效益的问题。
“既然不是凭空长大，那就会有成本，大司徒提到了直接的成本，新生儿的照看、养育、教育、生病看病等等，而官厂制有育弘班、有大食堂、有三级学堂匠人学堂，有惠民药局。”
“事实上，营庄是什么？和范仲淹范氏义庄，是极其相似的，都是托付。”
“自万历十五年以来，京师大学堂的医学生下乡，虽然跑了无数，但留下了无数人，他们的付出，让乡野之人，有了看病的地方，营庄有专人照看新出生的孩子，也有育弘班，到了上学的年纪，会被村里的甲首、里正送到镇上的三级学堂。”
营庄和官厂名字不同，但他们都属于集体经济的一部分。
朱翊钧听闻后，对着所有人说道：“朕和潞王一起去了古北口镇的五里坨，邱少正是义勇团练的队正，也是村里的耆老，他正在赶着驴车，送孩子去古北口镇上学，朕也去了镇上的三级学堂。”
“三级学堂很好。”
朱翊钧对那块碑不太满意，但他没说，若没有他这个皇帝的支持，高启愚的丁亥学制，一所学堂都建不了，人要学会对现实妥协。
完成了清丈、还田的地方，都有营庄。
而营庄是侯于赵在辽东垦荒搞出来的，主要是在辽东，如果不够团结，辽东垦荒的百姓，会被野兽、夷人、天气给生吞活剥，有了丰富的经验后，才开始大规模推行起来。
皇帝作证，亲眼所见，王家屏讲的是真的。
王家屏这才继续说道：“在官厂、在营庄，直接成本被集体稳稳地接住了，所以营庄的百姓盼望着水肥，这样能养五个娃了。”
“而在城镇的这些民坊里，我们看到了间接成本。”
“育儿的直接成本从官厂、营庄这样的集体转移到了家庭上，本就不堪重负，间接成本让家庭雪上加霜。”
“大司徒说的间接成本是什么？是家庭接不住育儿的直接成本，因为这意味着女子必须在结婚生子和有偿劳动中选一个。”
间接成本就是，母亲选择生育就要退出有偿劳动，转为无偿劳动，而养家糊口、孝敬父母的重担完全落在了父亲的头上，就是磨坊里的驴都喘不过气来。
侯于赵太激动了，他讲的没有条理，冲动得像一头牛，轮到王家屏这个中军来讲，他自然要从结构出发，结构塑造人性。
他要讲清楚，生育问题中主要矛盾还是阶级矛盾，其他矛盾都是次要矛盾。
“我们仔细看一看民坊的匠人，他们不是所谓的中人之家，依旧是风一吹就倒下的穷民苦力，孩子没有人管，只能自己去管，而上学需要附籍，附籍的方式很多，但哪一项都不便宜，夺走他们财富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王家屏并没有从道德上指控势豪、商贾、乡绅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制度设计是朝廷做的，他们只是间接掌控权力，出了事都扣在势豪商贾乡绅头上，这很不道德，谁来负责制度设计，谁就来承担责任。
朱常治露出了一种迷茫的神情，他没完全听懂，直接成本他倒是听懂了，生养所需资材，可间接成本，他有点理解不了，怎么民坊的工匠就比官厂匠人凭空多出了一个间接成本？
申时行作为太子太傅，看出了太子的迷茫，但他不方便现在教太子。
朱常鸿侧着头低声说道：“金钱总是在逐利，金钱的逐利性，总是催逼着它的奴隶们，将成本压榨到最低的限度，不会对家庭或者其他关系，有任何的仁慈。”
“而这个最低限度，可不仅仅是活着，这些金钱的奴隶们，恨不得让匠人们付钱做工。”
“家庭中母亲退出有偿劳动之后，并不会相应的提高父亲的劳动报酬。”
“这是在育儿直接成本之外，因阶级的朘剥而产生的间接成本。”
朱常鸿从小就对生产二字格外的关切，曾经在胜州厂组织过生产，那时候他才十二岁，他发现了官厂和民坊生产关系上的区别。
朱常治立刻就听懂了，在场所有阁臣，人人都是阶级论三卷大圆满，不需要如此清晰的解释，但他这个太子需要。
朱常鸿的声音不大，但西书房足够的安静，还有一个人听到后，神情豁然开朗，这便是阁臣陆光祖，他年纪大了，阶级论他倒是读完了，但读过和用到的时候能想起来，是两码事儿。
简单解释就是母亲本来赚钱，现在为了育儿不得不脱产，非但不赚钱、工分或者其他什么，还要从家庭收入中支取费用，这就是额外的间接成本。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生产活动中分配到的占比过低，往往只能满足自己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人力成本最低极限，就是让一个人活着，而不是活得好，还能养得起家。
这就是金钱的逐利性。
而家庭的衣食住行、育儿、养老等等，所有家庭支出都要从一份劳动报酬里挤出来，甚至连生育的定价权都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什么样的规训、倡导都会失效。
因为父亲真的太累了。
“朕补充一点，生育不是私事，在旧文化里，生育看起来是极其私密、个人的事儿，但王次辅、大司徒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是公事，是劳作者在分配中能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报酬，来供养家庭的阶级矛盾，分配问题。”朱翊钧补充了一句。
王家屏这位中军讲结构、讲阶级矛盾，朱翊钧很赞同，但他却没有确认另一个共识：生育问题不是私事，而是公事，是社会延续的基础条件。
人口从来都是决定所有政策的第一要素，人都没有了，谈论其他的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而金钱的奴隶们，擅长指鹿为马。”王家屏继续说道，他要讲的是矛盾的复杂性。
他通过讲结构，已经讲清楚了，这为何是一个阶级矛盾，因为劳动者在参与生产过程中，分配占比过低，官厂会把利润的三分之一留在官厂，进行福利支出的保障。
民坊的匠人，劳动报酬够自己一个人的吃喝。
四皇子朱常鸿用了金钱的奴隶们这个概念，王家屏听到了，立刻采用了这个名词，非常精准，就像后元反贼一样的精准。
“我听说过一个笑话，一些个杂报的笔杆子们，把分配不公说成了：不够努力。”王家屏虽然在讲笑话，但他的神情甚至带着几分肃杀。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至少在场没有一个人能笑得出来。
“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的人渣。”一向好脾气的沈鲤，骂了一句。
颠倒是非、指鹿为马、张冠李戴，就是惯用的伎俩，一个人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这个人不够努力；结构性的朘剥，被塑造为了看不见的打手；
这种颠倒是非的本事，把本来就错综复杂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矛盾越复杂，要结构性的解决，就越难。
王家屏的话讲完了，他在皇帝面前已经表达过自己的态度，他请命督办此事。
至于骂名什么的，他不在乎，有本事就把金山陵园给冲了，他倒是要看看谁敢去冲击金山陵园，就算大明亡了，下一朝，也只能把他的金山陵园捧得高高的。
他只要能安葬在金山陵园里，所有的骂名，不过是坟头的垃圾，总会被历史的风吹走。
西花厅里安静了下来，四皇子朱常鸿注意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那就是朝廷内，议事的西花厅、文华殿、京堂，被一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绝对正确所笼罩。
这个正确之下，没有人可以堂而皇之地背叛万民这一立场，无论是出于本心还是出于对正确的认同，都只能以这种立场去叙事。
王家屏所有的言谈，都是基于万民的立场，而非基于势豪商贾乡绅的立场。
万历维新之前不是这样。
隆庆四年御史戴凤翔上奏弹劾海瑞‘包庇刁民鱼肉乡绅、沽名乱政’，首辅高拱的浮票是：求治过急，更张太骤，人情不无少拂，遇有两京相应员缺，酌量推用。
包庇百姓、鱼肉乡绅这种弹劾的理由，敢堂而皇之的说出来，而高拱则认为海瑞有错。
朘剥是自上而下的朘剥，朘剥产生阶级，而阶级依靠朘剥稳定自身阶级。
一本矛盾说、一本阶级论，确立了这种绝对正确。
朱常鸿看向了大哥，他忽然觉得，大哥好像不能胜任君王之位，因为大哥明显愤怒了起来，作为君王，不能被臣子们牵着鼻子走，也不能被情绪左右之下制定政令。
朱常鸿又看向了申时行，王家屏显然是有备而来，申时行的压力很大。
“陛下，臣反对天下民坊归并朝廷。”申时行的反对有点无力。
他不是准备不够充分，而是这天下事，不能只讲道理，要是只讲道理就能行，天下早就是大同世界了，至大同这个儒家的最高理想，讲了两千年了，不还是这样？
而王家屏的想法，他即将要施行的政令，是站在了反对朘剥的道德制高点上。
申时行有些慌张的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有点拉不住大明这个激进派的激进行为了，万历维新的一切，可能会在激进的决策中，被这把大火，烧得一干二净。
“请讲。”朱翊钧点头，正方辩手已经从育儿直接成本、间接成本，讨论了官厂和民坊的区别，从结构上确定了这一矛盾是阶级矛盾。
这些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家伙，擅长把水搅浑，让矛盾变得更加复杂。
侯于赵情绪输出，王家屏条理极其清晰，正是因为这些金钱的奴隶们，擅长把水搅浑，所以才会用一刀切的方式。
现在轮到反方辩手入场了。
“臣反对。”申时行有些执拗，但他只给了三个字，他吵不赢，但他知道不能这么做，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