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鲤没有反对，甚至在廷议上进行了表态，因为他去南衙，把南衙降级到了省会的时候，亲眼见到了这些势豪们的做派，他非常明白这些势豪的想法，不客气的说，全都是反贼，只不过因为高压，没有完全表现出来。
最让沈鲤无法接受的是，这种普遍反贼的行径，是基于阶级的普遍共识。
侯于赵面色凝重的开口说道：“万历开海，大明官船官贸完全避开了近海贸易，将安全的小三角贸易，完全出让给了势要豪右，以保证他们对新政、开海的支持，组织生产、保证货物的供应、积极出海探索开拓。”
“这是朝廷的重大让利，甚至申首辅在松江府，还推出了五万里水程的保险，减少因意外造成的出海损失。”
“这些年，大明朝廷和势要豪右配合的很好，在开海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这种配合，是同利为朋，但随着开海二十六年至今，官船官贸的远洋贸易，似乎影响到了势豪的利益。”
“环太商盟在蓬勃发展，我们看到五大市舶司的五个远洋商行，正在积极探索环太航线，而这部分航线，和官船官贸有了部分的冲突。”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
侯于赵认为，部分东南沿海的势豪、新兴资产阶级，通倭阴谋对熊廷弼动手，绝不是一家一户的行动，而是基于利益产生的共识，朝廷和势豪，过去紧密合作的亲密关系，已经逐渐结束了。
这和当初永乐开海何其的相似，最初的一切，欣欣向荣，而后分道扬镳，惨烈的利益之争开始了，这场利益之争持续了两百年之久，直至今日，而现在，万历开海，再次面临了如此的挑战。
“远洋贸易，朝廷是决计不能让出来的，不是为了聚敛兴利，而是为了宣威海外，震慑宵小，以保证大明商船在海外的安全，是维护大明海外利益重要戎政，是一步也不能退的。”兵部尚书梁梦龙就这一问题做出了表态。
大明官船环球贸易，沟通各地明馆，收集情报、绘制堪舆图的同时，还负责人员的来往，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目的，但实现政治目的，是需要经济基础支持的，所以无论如何朝廷不可能放弃这块肥肉。
不收田赋，就不必对乡野穷民苦力负责；不从海贸中直接获利，环球航行就是无根之木。
沈鲤面色凝重的说道：“除此之外，就是南衙降级之后的反弹了。”
其实北衙大臣们一致同意皇帝翻旧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南北衙之争，权力之争，南北之争是贯穿大明的主要矛盾之一，为了迁都的事儿，大明死了一个太子，两个皇帝。
一个太子是朱标，从历史的总体脉络来看，朱标南巡回来之后就暴疾而亡，而朱元璋立刻发动了堪称恐怖的清洗，而后就是爆发的南北榜大案，这些事儿，都是因为迁都引发的矛盾。
死掉的第一个皇帝，是朱允炆，虽然大明官文将其称之为建文君，但他是朱元璋钦定传位之人，皇帝就是皇帝，而朱允炆在是否迁都的重大问题上，选择了妥协，偏向了江南士大夫这一阶级，最终导致了靖难之役的爆发。
死掉的第二个皇帝，是仁宗朱高炽，朱高炽的身体不好，当时朝廷付出了巨大代价迁都北衙，朝中依旧对迁回南京念念不忘，当朱高炽派出了太子朱瞻基前往南京，并且将北衙改名行在之后，立刻暴疾而亡。
有些人天生就在罗马，有些人一辈子都是骡马，首都之争，在大明初年是非常激烈的。
事实上，南北之争，一直到万历二十五年都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直到如意楼案爆发，皇帝以绝大的勇气，将南衙降级为了省会，才算是为这个矛盾，画上了一个逗号。
南京六部，从来都不是失意官员的养老之地，也非变相贬谪之地，相反，南京在万历二十五年降级之前，一直保有巨大的权力。
有一本志书名叫《后湖志》，后湖就是南京玄武湖，南京户部所在，而后湖库存放着大明所有的黄册和鱼鳞册，截止万历二十五年降级之前，后湖存放了大约179万本赋役黄册、鱼鳞册。
在弘治年间，后湖发生了一次大火，鱼鳞册离奇地烧毁了一次，而这次大火，也仅仅查拿黄册监生四人，吏员七人，也是那次大火后，大明登记在册的纳赋田土直接锐减了一半之多，一直到张居正清丈，才算是有了恢复。
除此之外，南京户部还有一项职能，天下的盐引勘合。
各地盐运使司、盐课提举司行盐、商贾兑盐、盐窝产盐等等用的盐引，全都由南京户部负责印刷盐引、用印钤盖，然后发给各司使用。
而南京兵部，负责山东、河南以南所有官船、水马驿站的管理，另有49个卫所的军事调度的权力；
工部则负责南京城墙、南京皇城、各部司衙门、陵庙坛寺的修缮，比如明孝陵、盱眙明祖陵、凤阳明皇陵的葺缮，都是南京工部负责；
而南京吏部更是不得了，在张居正摄政之前，凡南京大小衙门，升转、丁忧、事故等项官员，作缺到部，类咨吏部，南京吏部拥有南衙十四府官吏升转迁贬的独立人事权。
直到张居正摄政，搞考成法，才把独立人事权收回朝廷。
南京六部的存在，就是大明南北矛盾无法解决的妥协之举，沈鲤去南京之前，是保守派，朝廷将南京降级为陪都、行在，他都反对，他真的去了南京后，上奏请命降级为省会，成了激进派。
“南巡乃是大策，陛下要时常去松江府，来回奔波，唯有翻旧账，才能确保松江府晏清宫不会无缘无故地大火。”沈鲤最终总结了自己的意见，奏闻了圣上。
沈鲤从来不是一个一味迎合圣意的大臣，他不止一次明确反对过皇帝，他同意翻旧账，也不是皇帝在气头上，他要避祸，他支持翻旧账有着充分而且明确的理由，是大明解决主要矛盾的必然举措。
以前是翻不得、翻不动，不是不想翻，有些账，不算清楚，永远是本糊涂账。
“那就交给戚帅去办了。”朱翊钧环视了一圈，看大臣们都没有要反对的意思，下了明确的指令，戚继光具体督办。
戚继光出班，甩了甩袖子，掏出一本厚重的账册说道：“陛下，臣有名册呈送。”
张诚将戚继光的名册，转呈了陛下，皇帝翻动着御案上已经发黄，甚至有些折角的名册，纸张已经发黄，说明这本名册早就写好了，很多折角的地方，证明了戚继光时常翻阅此名册。
戚继光心里有恨，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分量，他是奉国公，是大将军，他也清楚自己在皇帝心里的重量，他只要拿出这本名册，陛下一定会行动，但为了不耽误万历维新的进程，他一直没有把名册拿出。
现在皇帝需要，他拿出来了。
朱翊钧简单翻阅了一下，将名册还给了戚继光说道：“按册抓人就是。”
戚继光这本名册，和倭人做生意不算通倭，在倭国有产业不算，输送亡命之徒，在嘉靖平倭之战中，给倭寇提供过粮草补给、给倭寇指路的人，才算是反贼。
名册并不厚，拢共只有一百多家。
“臣定不负陛下所托。”戚继光再拜，他不会让这次的肃反，扩大到人人自危的地步，他会掌握好其中的分寸，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万历维新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生产的影响。
定点爆破一百余家势豪，不酿成更大的祸患，这种精准的‘手术’，当下大明可以做到。
大宗伯说，以前是翻不得、翻不动，其实也包含了一个意思：之前大明戎政败坏，没有能力做到；现在朝廷有这个实力做到了。
当皇帝就要真的是个皇帝，君主没有军权，那还是君主吗？
这次的廷议是关于肃反的专门廷议，没有议论其他事儿，就专门议论了翻旧账，大臣们离去后，沈鲤却单独地留了下来，显然是有话要说，张居正也没走，他单独留下，是觉得申时行这个首辅，该换人了。
“陛下，申时行多有忤逆。”张居正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朱翊钧立刻摇头说道：“先生，申师兄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之前把所有在海外拥有资产，在朝廷三令五申仍然不肯放弃的官吏，全都去职了。”
朱翊钧说的是申师兄，不是申首辅，申时行的性格看似软了点，想要人人都好，但其实真的做起事来，真的很强力了，把申时行换了，朱翊钧南巡都不放心。
“好了，好了，朕知道先生听说了一些流言蜚语，不是那样的。”朱翊钧见张居正还要说，立刻打断了张居正，如果申时行前面不是张居正做首辅，他就是大明少有的明相了，换谁现在做首辅，都要遭受这类的质疑。
张居正欲言又止，见陛下如此坚持，才点头说道：“臣打算今年随扈陛下南巡，所以对他不是很放心。”
“先生既然不放心，就留在京师看着点他。”朱翊钧笑着说道：“这点小事，朕还是能应付的，先生年事已高，不必如此奔波，就坐镇京师吧。”
张居正有点卡壳，一方面他的确担心翻旧账这个行为，导致肃反失控；另一方面，他坐镇京师确实很有必要，就一个申时行，他就不是很放心，而且太子年纪尚幼。
思来想去，张居正才俯首说道：“臣遵旨。”
留在京师更加有利于陛下施政，往最坏了想，势豪们刺王杀驾成功，他还能辅佐太子两年，把仇给报了，他一个老头子，随扈陛下南巡，意义不大。
朱翊钧不叫张居正的原因，就是怕他非要随扈南巡，毕竟张居正的身体已经扛不住舟车劳顿了，他不是王崇古，王崇古会打仗，晚年还能拎得动七星环首刀。
沈鲤见张居正被陛下说服，才开口说道：“陛下，维新之前，吏治败坏，并非腐败所致，也非座师裙带，而是权力的虚无。”
沈鲤作为大宗伯，他负责礼法，去了南京之后，他逐渐想明白了一些事儿，万历维新之前的吏治败坏，其实是一种失能的表现。
“大明的决策权被否决权所包围，带来了决策权力的虚无，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做，做不成，因为可以否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沈鲤拿出了一本奏疏，呈送了御前。
朱翊钧看完沈鲤的奏疏后，让张居正也看了下，奏疏中阐述了权力的虚无。
每一个否决的权力，其诞生之处，都是处于一个十分高尚的动机：阻止皇帝肆意妄为、尊重社情民意、维护劳作者的权益、实现程序上的正义，去确保结果正义。
这些否决权，即便时至今日，在道德上依旧是无懈可击，它是十分干净的。
但这些碎片化的、相互冲突的、阻止事情变得更坏的否决权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阻力，使得任何大规模的、有方向的国家行动，都变得举步维艰。
万历维新之前的权力，表现出了明显的虚无化，这种虚无，是一个政权正在死亡，或者已经死亡的征兆。
大明有一群狂热派，把大明叫做皇明，认为大明已经死过一次了，是陛下让大明浴火重生，这种观点，沈鲤是非常反对的，大明就是大明，一脉相承，但沈鲤去了南衙之后，多多少少认可了皇明的理念。
大明的确已经死过一次了，现在是新生的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