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汉国对于土地，都一直沿用了当初云天养搞出来的农庄制度。
简单点说，就是获得公民身份者均能分得定额土地，但这些土地并非由个人分散经营，而是交由规模化、集体化的“农庄”统一耕种与管理。
公民本身无需亲自下地，只需按份额坐享田租收益。
这一制度在初期的时候，确实发挥了巨大且积极的作用。
它成功地将汉国本就稀少的优质人口从土地的束缚中直接解放出来，使得那些身为云天养基本盘的功勋后代们，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将精力投入到工商业、手工业、文化教育乃至军事等各个领域。
特别是那些从明国挣扎求存的环境中过来的第一代移民心中，一直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进取精神。
即便他们有了稳定的地租收入，但他们依然渴望通过进入工坊、参与建设、学习技艺等多种途径，从而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且一点点的积累家资。
而且在这些人的言传身教与殷切期望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们也大多继承了这份勤奋。
这些二代们利用父辈创造的良好条件，在学业、技艺或军队中为汉国继续发光发热。
也正是这些识文断字、掌握技能或从小打熬身体的“良家子”，构成了汉国各行各业飞速发展的坚实基石。
但随着汉国如今的人口越来越多，这样的政策显然已经不足以维持了。
其根本原因之一：如今躺在这个政策上吃闲饭的人太多了。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这些人的第三代显然不会再这么努力了。
原因很简单，在经过了第一代的积累，第二代的发展之后，这些人的家底已经足够他们的孩子躺在家里吃老本了。
而另一方面，随着汉国的人口越来越多，自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化为了公民，所需要的土地也越来越多。
但种地的人却始终是这么多人。
每新增一个公民，就意味着农庄体系需要多供养一人、多分配一份土地收益。然而，受限于远洋运力、来源地状况等诸多因素，汉国每年能够吸纳并转化为公民的新移民数量存在一个难以突破的上限。
打个比方，在第一年的时候，是由五十名新移民的辛勤劳作来供养一百名公民；
次年，新增十名公民，总需求变为一百一十份，但新移民的补充很可能仍然只有十人，甚至更少。
长此以往，在经过了数代的发展之后，局面很可能演变为三四十名新移民，需要负担起一百四五十名公民的地租。
土地的垦殖与产出，已远远跟不上分享蛋糕者的增长速度了。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汉国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行动，本身就是一项消耗巨量粮食的工程。
内外需求叠加，导致早在约十年之前，汉国本土的农业产出便已无法自给自足。
为了应对粮食危机，汉国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从中美、南美等殖民据点和贸易伙伴处进口粮食。
粮食安全，乃国之命脉。
没有粮食，万事皆休。
将如此重要的命脉系于海外输入之上，其潜在的风险自然不言而喻。
为什么之前跟西班牙的战事，云天养需要如此急迫的一战而定？
还不是因为如果拖的时间长了，汉国的粮食储备就要出大问题了！
而且这还没算各个农庄可能出现的贪腐问题呢。
总而言之，关于农庄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