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一过多年，家里还算安稳。可是，谁曾想，到底还是没躲过去，几年前还是遭遇变故。
现在，哥哥嫂嫂都不在了，只有哥哥家唯一的女儿沈曼卿，才十几岁就去了劳动农场，孤身一人在那里熬日子。
沈曼卿这姑娘，性子随了沈家的硬气，哪怕突遭变故、孤身下乡，吃尽了苦头，也从未想过要找这个早已断了往来的叔叔求助。
在她心里，这个年少离家的叔叔，几乎没什么印象，早已是陌路人，她不愿攀附，更不想给人添麻烦。
若不是走投无路，她这辈子都不会动笔写这封信。
农场里的李部长，是和她同住土坯房的干部，两个人很投缘。沈曼卿照顾李部长时日已久，偶然听她念叨起沈青山的名字和事情，对照着名字和籍贯，才惊觉她口中的人，竟是自己那位断了往来的亲叔叔。
后来，李部长被艰苦的环境和沉重的劳动，再加上严重的胃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眼看就撑不住了。农场里缺医少药，无人照料，沈曼卿一个小姑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实在走投无路，才咬着牙，给沈青山写了一封短信，只说李部长病重，盼他能念及旧情，搭救一把。
信里，她只字未提自己的处境，未提自己吃的苦，只在信的末尾，轻轻提了一句自己的身份。
就是这短短几行字，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了沈科长的心上。
一边是牵挂不已的李部长，如今病重待救；一边是哥哥家唯一的血脉，家破人亡孤苦无依，在农场苦熬，宁死都不愿主动求助的亲侄女。多年的愧疚、亏欠、责任，瞬间涌了上来，压得他喘不过气。
所以，李部长知道，自己必须去。不计前程，不计名声，只是为了自己的感情，也是为了自己的亲情。
他思来想去，琢磨着只有一条路可走——主动下乡，以蹲点干部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守在她们身边。
这个想法，一旦生根，就再也拔不掉。
运作这件事，比沈青山想象的更难。
劳动农场的蹲点名额，主动申请的，寥寥无几。他先是找了市工业局的老领导，递上了厚厚的申请报告，字里行间全是“响应号召、支援基层、扎根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官话，半句没提李部长。
接着，他又跑到部队找自己的老上级，想让他给找找门路，通融通融，总算是求了一张“支援基层建设，协助农场开展工作”的介绍信，给自己的下乡，找了个无懈可击的由头。
厂里的审批，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他缠着厂长，好说歹说磨了好久，厂长拗不过他的固执，最终还是签了字。
离职手续办下来的那天，沈青山站在第一机械厂的大门口，看着熟悉的红砖厂房、轰鸣的机床、来来往往的工人，心里不是不不舍。这是他付出心血，奋斗了多年的地方，是他的家，是他的根。可一想到远在乡野、奄奄一息的李副部长，他所有的不舍，都化作了决绝。
他收拾了最简单的行李，却把大半的积蓄，换成了当时最紧俏的物资。
胃药、止疼片、葡萄糖注射液——这些是给李副部长治胃病的，农场里缺医少药，普通的头疼脑热都能熬死人，更别说她娇弱的身体；
白糖、黄豆、富强粉、猪油——这些是粮票都换不来的营养品，农场里顿顿吃薯干、野菜，营养不良是常态；
棉布、肥皂、风油精……，那里荒山僻壤，日用品匮乏，多带一点是一点，总会多一点方便。
还有一摞摞旧报纸——是他托机械厂的宣传干事，专门搜集的近半年的《燕京体育报》《工人日报》，哪怕是边角料，只要有篮球比赛、燕京运动队的消息，他都仔仔细细剪下来，叠得整整齐齐。
别人下乡，是轻装简从，避之不及。
沈青山下乡，却像搬家一样，把能想到的、能弄到的救命东西，塞满了两个大木箱。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沈青山背着行李，拎着木箱，悄悄离开了燕京。没有欢送，没有告别，只有天边的启明星，陪着他踏上了远去的火车。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晃了一天一夜，从繁华的燕京，开到了尘土飞扬的小县城，又转了牛车、步行，走了整整两天，才终于抵达了那个藏在荒山里的劳动农场。
脚下是干裂的黄土，眼前是低矮的土坯房，四周是望不到头的庄稼地，秋风卷着黄土，刮在脸上生疼。
这里，没有机床的轰鸣，没有商店的烟火，没有安稳的日子，只有干不完的农活，吃不完的粗粮，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苦寒。
而他要找的两个人——敬重的李部长，孤苦的沈曼卿，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