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瓦罗夫这话一出口，办公室里原本融洽的氛围顿时变得有些尴尬。
埃尔德和布莱克威尔正打算上来打圆场，但还不等他们开口，亚瑟便已经轻描淡写地将过往的不堪一笔带过了。
“阁下。”亚瑟把雪茄搁在烟灰缸上：“或许您确实不了解我。但请允许我也说句实话，十年前在彼得堡的时候，我又何尝真正地了解过您呢？”
“喔？此话怎讲？”
亚瑟轻轻拍了拍桌上那本《乌瓦罗夫文集》的封面，笑着回道：“您当年送我的这套文集，这些年我经常拿出来重读。不瞒您说，每次重读，都会有些新的感受。以致于我经常会感觉，当年我对您的看法可能过于浅薄了。《建立亚洲学院计划》是篇好文章，但对于俄国研究者来说，《论与国民教育相关的历史教学》和《在中央师范学院庄严集会上的讲话》或许份量更重。”
说到这里，亚瑟特意顿了一下，随后总结道：“您可能知道，在伦敦大学，俄国史通常是并入欧洲近代史一同教授的，我们那里并没有设立专门的俄国史教席，所以每次要办俄国史讲座的时候，学校竟然还需要把我请回去献丑。学生们偶尔会要求我推荐俄国相关的书籍，而在涉及俄国教育部分时，我每次都会推荐您的这本文集。”
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恐怕再没有什么恭维能比亚瑟刚刚的这番话更高级了。
一个曾经与沙皇在高加索争得面红耳赤的英国自由派，如今却成了俄国教育理念在海外的传播者。
这种事，哪怕是在乌瓦罗夫最乐观的想象中也从未出现过。
当然，亚瑟这话倒也不全是恭维，虽然他称不上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学者，但他的学术立场总归还是要比政治立场靠谱的。
乌瓦罗夫在俄国教育史上的份量实在太重，虽然他是个学者，但在学者之外，他的主要身份是俄国的国民教育大臣，而这层身份也意味着，不管乌瓦罗夫的理念是对是错，俄国的教育改革都将完全受到乌瓦罗夫思想的指导。
因此，亚瑟在看乌瓦罗夫的论文时，从来都不是抱着研究学习的态度，而是在根据论文研判俄国的下一步改革会往什么方向走。
令人咂舌的是，截至目前，亚瑟按照这个方法对俄国进行预测还从未失手过，其正确率甚至超过了他对海军部和内务部下一步改革的猜测。
但不幸的是，如此“知俄”的亚瑟爵士却并没有因此得到外交部的青睐，哪怕俄国人已经与他一笑泯恩仇了，可外交部的官僚却依然没有原谅他当年在高加索的冒失举动，甚至其他部门也经常在亚瑟提出好心建议时，不近人情地搬出“高加索事件”来提醒他不要插手他不了解的领域。
尽管亚瑟对于白厅这种“对牛弹琴”的反应很失望，但考虑到白厅的内部团结，他总归没有把部门关系搞得太僵。
但他不直接批评白厅不代表他就不记仇，起码白厅防不住这个“老两面派”在外国“友人”面前说小话。
“您愿意把我的文集推荐给伦敦大学的学生，这令我倍感荣幸。不过……”乌瓦罗夫春风拂面，举杯痛饮，放下酒杯道：“说实话，我在俄国推行的那些改革，我自己都不敢说有多成功。您这么夸奖，倒让我有些惭愧了。”
“您有什么可惭愧的？”亚瑟叼着雪茄给乌瓦罗夫重新倒上一杯：“阁下，如果您都觉得惭愧，那英国这边负责教育的官僚就该集体辞职了。我不止一次推荐教育委员会借鉴普鲁士和俄国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但每次我一提这事，他们就总要高唱自由主义的调子，说英国的先进政治与普鲁士和俄国的专制统治完全没有可比性。”
虽然在乌瓦罗夫看来，亚瑟这话说的十分难听，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亚瑟美化后的结果了。
因为当时枢密院某位阁下给他的回复是，如果亚瑟执意要这么干，那么他建议亚瑟可以去普鲁士王国任职，当然，考虑到高加索事件和亚瑟的生命安全，他就不建议亚瑟去俄国了。
更糟糕的是，自那以后，“普鲁士大臣亚瑟·冯·黑斯廷斯”的外号在白厅就不胫而走了。
虽然亚瑟至今没能查出这外号到底是谁传出去的，但考虑到白厅内部的食物链和克制关系，传闲话的不是外交部就是财政部。
当然，我们在此也不能排除海军部出了内鬼的可能性，因为海军部的不少人也有着充足的“犯罪动机”。
乌瓦罗夫听到这里，忍不住笑着调侃道：“爵士，您这是在向我抱怨贵国政府的不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现在也是这个政府的一员，而且还是个级别不低的官员。”
“正因如此，我才更有资格抱怨。”亚瑟面不改色地端起酒杯，翘起二郎腿道：“阁下，您肯定明白一个道理，最了解政府毛病的人，往往就是政府内部的人。因为外面的人只能看到症状，里面的人才知道病因。我在白厅待了十几年，期间换了三个部门，跟五届内阁打过交道，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
“英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既不是腐败，也不是低效，更不是党派争斗。虽然这些问题英国都有，但又有哪个国家没有呢？在我看来，英国最致命的问题是，我们太喜欢为政府的无能找漂亮借口了。”
亚瑟吐出一口烟雾：“就拿教育来说吧，枢密院教育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每年的公共教育拨款却只有四万镑。为什么钱这么少？这是因为议会里的先生们说，政府不能过度插手公民自由，因此，教育可以是教会的事，是慈善机构的事，是家长的事，但唯独不能是政府的事。这个借口很漂亮，它既能省钱，又可以在道德上站住脚。但我知道，在俄国，在普鲁士，甚至在法兰西，都没有人会把自由主义用在这种地方。”
乌瓦罗夫笑着摇头道：“英国政府一听到普鲁士或俄国的教育制度就唱自由主义的高调，说实话，这种事倒也不是只发生在英国，类似的话我也听过，只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
“嗯？”
“在彼得堡，每当我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增加教育预算的时候，也总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些钱花得没有意义，因为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迟早会变成革命党。他们跟我说，你看英国，英国那么富强，不也没有在教育上投资多少吗？牛津和剑桥都是独立于政府的，不也照样培养出了牛顿和洛克？”
说到这里，乌瓦罗夫和亚瑟相视一笑，只听叮当一声，两人酒杯相碰，眨眼之间，杯子里的葡萄酒就又少了不少。
“看得出来，您为俄国的教育改革付出不少。”
“难道您在英国的海军部难道就轻松了吗？”
尽管改革方向不同，但作为政府中的改革派，乌瓦罗夫与亚瑟还是难免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
亚瑟循着他在俄国学到的风俗，掏出昨天刚从杰明街买来的鼻烟壶递给了乌瓦罗夫：“罢了，不聊那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了。话说回来，我对您将教育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观点深感认同。”
乌瓦罗夫接过鼻烟壶，倒了一些在手背上，将其吸入鼻中：“您是说，倘若有朝一日由你负责英国教育系统，您也打算这么做吗？”
乌瓦罗夫本以为亚瑟会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岂料亚瑟却出人预料地反驳了。
“那倒未必，英国与俄国的情况不同。”亚瑟笑着回道：“按照您的观点，俄国是青年期国家，而英国则是正值壮年的成年期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对待同样问题就要运用不同手法。如果将俄国教育的思想方针简单搬到英国身上，那就是从‘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变成了‘圣公会、君主立宪和民族性’，在圣公会与立宪制度上，我表示高度赞同，但在民族性的问题上，我还有疑虑。”
乌瓦罗夫闻言大感惊讶，因为在他看来，英国如今正大跨步的向着“信仰自由”的方向迈进，而亚瑟·黑斯廷斯又是个重改宗的天主教徒，因此亚瑟就算反对，也应当是反对圣公会，他怎么会质疑三项原则中看起来最正确的“民族性”呢？
但乌瓦罗夫出现误判倒也正常，毕竟他并不知道亚瑟原先的天主教信仰也只是挂名而已，在世俗意义上，他信仰什么主要是根据政治需要。
不过……
尽管亚瑟早先信仰天主教只是出于逃避警队的例行礼拜，但随着他逐步成长为警务系统的图腾级人物，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现了天主教体制的优越性。
这倒不是说他打算重新回归天主教信仰，而是亚瑟觉得有必要按照天主教的结构重塑国教圣公会的管理体系。
这是由于在基督教的各个派别中，天主教的教权集中程度乃是最强的，倘若圣公会能够逐步恢复部分天主教仪轨，那么身为圣公会领袖的英国国王就将完成真正的政教合一，而由于英国的立宪制度，国王的权力又是由议会和政府代为行使的……
因此，国王政教合一也就意味着政府完成了政教合一。
教会系统也将失去与行政系统并行的地位，转而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部门。
如此一来，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行政命令无法在地方教区得到贯彻执行的情况将会大为改善，教区再也没办法拿着信仰当令箭，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
当然，教区不听命令的问题倒也不是只有这一个解法，另一个解法便是高举“信仰自由”的旗帜釜底抽薪。
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