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一半，终于忍不住放下茶杯，冲着身边正在打哈欠的埃尔德问道：“这稿子谁写的？”
埃尔德哈欠连连的对着窗外伸了个懒腰：“你觉得能是谁？这种词儿除了刘易斯那小子，也没人能下得了笔了。”
“刘易斯？”亚瑟没好气的扔下稿子道：“好好的舰队街撰稿人不当，染了一身官僚习气，难不成他是看上我屁股底下这把椅子了？”
“官僚习气？我也没觉得这文章写的多有官僚习气啊？”埃尔德抄起稿子打量了一眼：“白厅有谁会这么写文章吗？”
“爵士大概是想起俄国的那一套了。”坐在旁边办公桌埋头不语的布莱克威尔此时忍不住抬起头道：“我在彼得堡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是地方上的警察局长，有一次我去他家中做客，摆在他案前的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кнаграде基本都是这么写的。”
不懂俄语的埃尔德听得一头雾水：“什么？你刚刚说的那句俄语是什么？”
“就是请奖申请书，格式和这个差不多。”布莱克威尔回忆道：“开头一般是呈内务大臣阁下，下面是推荐人信息和功绩介绍，刘易斯先生的稿子就和功绩介绍写的差不多。”
埃尔德闻言恍然大悟：“我倒是差点忘了，你小子在俄国可是混了不少年的。听你的意思，你当时在彼得堡混的还不错？”
“凑合吧。”一提起俄国，布莱克威尔的脸上不由浮现笑容，倒也由不得他不笑，毕竟在俄国的日子可是他人生中最灿烂的一段时光了：“不过我在俄国确实有不少朋友。当然，和爵士还是不能比，参赞的圈子比我这种普通随员还是要大不少。今天要来拜访的乌瓦罗夫伯爵，爵士当时和他的关系就不错。”
“什么？”埃尔德纳闷地看向亚瑟：“亚瑟，你认识他？既然如此，今天还搞得这么郑重其事的干什么？”
“认识就不需要郑重其事了？”亚瑟捧起报纸，抿了口茶：“我和尼古拉陛下也认识，难道这就意味着我可以衣衫不整地去见他了吗？”
亚瑟嘴里说的自然是玩笑话，但如果乌瓦罗夫真的仅仅是俄国的国民教育大臣，他确实没必要这么严肃对待，到时候走个过场意思一下就行了。
但不幸的是，乌瓦罗夫的地位在俄国极为特殊。
尼古拉一世统治俄国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本肯多夫的第三厅进行物理上的统治，另一种则是通过“国师”乌瓦罗夫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原则作为拯救国家的“铁锚”。
虽然所谓的乌瓦罗夫三原则看起来只是一句口号，但实际上，尼古拉一世在施政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贯彻这一纲领。
一般来说，寻常人没必要对俄国钻研的那么深入，但架不住当时彼得堡的冬天实在太冷，而被发配至此的亚瑟爵士又实在闲得蛋疼，所以他本着个人爱好，就把同为历史专业出身的乌瓦罗夫的著作全都拜读了。
总得来说，乌瓦罗夫是个历史宿命论和历史进程论的鼓吹者。
按照他本人的说法：所有文明都像它们所属国家的形成过程一样，会经历“幼年期、青春期、成年期和衰老期”几个阶段。而历史的本质就是上天选择的子民世世代代的传承，如果俄罗斯能够担当起上天赋予的使命，建立一个斯拉夫帝国，并带领其实现使命，那么未来就是属于斯拉夫人的。为了达成这一点，就需要坚持俄国历史经验和政治传统的独特性，即承认君主专制和国家君主的不可侵犯性。
凑巧的是，由于亚瑟在俄国时正逢乌瓦罗夫上任俄国国民教育大臣，所以他至今还对乌瓦罗夫上任时的演讲记忆犹新。
“正是由于‘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这三个基本原则的作用，俄国人民才笃信东正教并忠诚于沙皇。专制制度是俄国得以存续至今的基本条件和必要前提，俄罗斯的民族性是加强民族传统、抵御外来文化影响，尤其是与西方自由思想、个性自由、个人主义和激进主义对抗的常胜工具，而东正教则是抵制‘自由思想’和‘恶意煽动’的最好武器。”
乌瓦罗夫这话如果落在自由主义者耳朵里，估计是个人都恨不得给这个专制主义走狗两拳。
但作为与乌瓦罗夫曾经有过接触的人，亚瑟对这位教育大臣的印象其实并不坏。
这一方面是由于乌瓦罗夫念过大学，而且念得还是哥廷根大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亚瑟深知，倘若乌瓦罗夫不这么表态，那也轮不到他来当俄国的教育大臣。
其实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亚瑟意外地发现，乌瓦罗夫的政治倾向远比他预想的更加自由。
这倒不是说乌瓦罗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位学者官僚曾向亚瑟坦诚：“欧洲在15到18世纪经历了从青春期到成年期的艰难过渡阶段。青春期可以被定义为君主专制时期，专制制度是这一时期历史的必然产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君主逐渐意识到应当采取措施确保国家进步，这样一来，君主的统治就建立在法律规范和社会利益的标准上，而非个人的想法之上，专制者的权力也就被限制了。欧洲国家比俄国更接近成年期，但由于走错了道路而遭受革命动乱。俄国尚属年轻国家，所以理应总结欧洲的教训，摆脱革命困扰，而在所有制度当中，君主专制更具持久性和稳定性，也更符合俄罗斯人的天性。”
当年说到这里的时候，乌瓦罗夫还给亚瑟举了一个例子：“这就像废除农奴制，这件事不可急于求成。因为历史会告诉你，重大的政治变革往往是时间的缓慢成果、民族精神的自由行动以及国家各等级的互利交换，俄国最终肯定会经历政治自由的自然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以缓慢的方式逐步废除农奴制，这样贵族才不会被激怒，农民也不会沦为乞丐，社会才能平稳过渡。”
尽管亚瑟未必全盘接受乌瓦罗夫的观点，但他也不会全盘否认对方，作为世界上数得着的远视主义者，亚瑟天然认可“历史进程论”的观点，他唯一怀疑的地方只在于——俄国的未来真的会照着乌瓦罗夫预想的方向走吗？
不过，就算俄国没有朝着那个方向走，他还是不会贬低乌瓦罗夫在历史学上的成就。
因为历史学实际上是一门总结的学问，至于预言未来，那是先知才能干的活。
乌瓦罗夫作为历史学家显然够格，而且他也没有辜负哥廷根大学毕业生的名头，至于当不成先知……
这倒也不能算他的错。
就算乌瓦罗夫最终失败了，他一厢情愿的平稳护送他的俄国来到成年期的大门口，却依然被革命一脚踢死，那总归也能作为标本留存，让后世的历史学家总结出一个“此路不通”的诊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