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海军部一行人离开南海大厦时，刚刚还气氛热烈的会议室立马变得冷清了不少。
皮里、霍金斯和罗宾逊三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清现在到底是该欢喜还是忧愁。
皮里端着酒杯往椅背上一靠：“在尚未探明我们能从卢廷号上挽回多少损失的情况下……大不列颠号的贷款建设、投资跨大西洋电报项目，甚至还包括支持帝国出版成立电报通讯社，一口气答应他这么多条件是不是太多了？”
虽然皮里对于亚瑟开出的一系列价码疑问甚多，但是对于会议室内的另外二人来说，亚瑟要的这些东西还真不多。
正如亚瑟的利益不等于海军部的利益一样，霍金斯和罗宾逊的利益也不等于劳合社的利益。
尽管他们是劳合社的董事和股东，公司的投资收入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但只要公司带来的收益小于亚瑟给他们带来的收益，那这笔生意就能做。
对于霍金斯而言，劳合社就算投资亏了钱，那也不是亏了他一个人的，但海军部提供的流放犯运输合同可都全都落在他个人的荷包当中。
至于罗宾逊呢，这位劳合社的董事会主席如今早就过了爱钱的年纪，每年多个一两千镑的分红并不会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好，少了这笔钱也不会令他的生活变得更糟。
作为一名年过六旬的老绅士，岁月留给罗宾逊名留青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虽然人们常说老人比年轻人更具智慧和眼光，但实际上，正如塔列朗教导亚瑟的那样，由于时日无多，所以大部分老年人反倒是所有年龄段中最没有耐心的短视主义者。
长远的规划对他们来说毫无作用，他们更喜欢眼前立刻就能生效的政策，看重马上就能吃进嘴里的甜头。
而渴望名垂千古的罗宾逊此刻最大的诉求无非两个。
第一是成为劳合社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成就的领导者，而自从他1829年登上董事会主席之位以来，通过长期的努力和改革，目前他距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
因此，在罗宾逊眼中，打捞卢廷号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收益。
倘若1799年卢廷号触礁沉没这段劳合社历史上的最惨痛记忆能在他的任内弥合，那不论如何，乔治·罗宾逊这个名字都是要在公司的功劳簿上留下一笔的。
如此一来，凭借卢廷号和近年来的成功改革，罗宾逊就算无法超越创始人约翰·朱利叶斯·安格斯坦，起码也能奠定自己19世纪劳合社最伟大主席的地位，坐上常务副Goat的宝座。
至于他的第二个诉求，那当然是重返下院，并以社会改革家和政治活动家的美名结束自己辉煌的一生了。
而亚瑟在离开前，居然主动向他提出愿意接受劳合社成为目前仍在筹备的“自由之声”通讯社的股东，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儿饼了。
有了1841年选战的前车之鉴，现如今，但凡是有志于谋求政治突破的竞选人都不会轻视帝国出版系媒体在选战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别的不说，单是迪斯雷利这个保守党人能够牢牢控制陶尔哈姆莱茨的下院议席，就足够令许多政治新秀对帝国出版俯首帖耳了。
要知道，陶尔哈姆莱茨可是下层阶级的盘踞之地，然而，身为保守党候选人的迪斯雷利却能在当地取得压倒性的舆论优势，这在外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纵然，我们不能忽视迪斯雷利先生的个人努力，因为他那套恢复古老英格兰美丽秩序的迪斯雷利主义论调确实很受下层阶级和中间派选民的欢迎，但历史的进程（×）帝国出版的推举（√）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虽然乔治·罗宾逊年事已高，恐怕不符合“青年英格兰”的年龄要求，但只要能重返下院，那他就算做个“老年英格兰”又何妨呢？
更何况，亚瑟爵士今天说的可不是合作，而是提出直接让劳合社入股电报通讯社。
虽然通讯社是个此前从未提出的新概念，但出于政客对舆论环境的敏锐感知，罗宾逊还是很快理解了通讯社的作用。
简而言之，通讯社就是专业从事新闻信息采集与发布的传播机构，他们虽然不亲自发行报纸，但却会通过电报技术向报社、杂志等媒体机构提供新闻服务。
说白了，从今往后，只要英国报社想要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就必须要从“自由之声”通讯社拿通稿。
当然，诸如《泰晤士报》、《晨邮报》这样常设海外通讯员的大报社完全不必依赖“自由之声”，他们只要使用普通的电报服务就足以取得最新消息。
而以他们的发行量和舆论号召力，帝国出版大概率也不敢禁止他们使用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的电报网络。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财力建设海外新闻网络的小报社来说，为了跟上时代进步的大潮，与“自由之声”通讯社展开合作将会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因此，纵然霍金斯与皮里对于入股“自由之声”举棋不定，但是对于罗宾逊个人而言，劳合社就算砸锅卖铁也得把通讯社的股份拿到。
因为尽管亚瑟现在与劳合社关系不错，但谁知道下次大选来临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任何一个成熟的人都应该明白，别人答应你的事通通都是不作数的，只有你自己能决定的事才算数。
而一旦劳合社拿到了通讯社的股份，那罗宾逊自然也就在舆论界有了话语权，哪怕到时候亚瑟翻脸不认人，他也可以通过股份对“自由之声”通讯社施加影响。
到时候，就算不能让“自由之声”说他多少好话，起码也能保证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出来坏事。
劳合社入股通讯社对罗宾逊是一件大好事，但对于亚瑟来说，也同样不是件坏事。
自从格莱斯顿在电报收购案上朝他张牙舞爪后，亚瑟爵士虽然没有被贸易委员会成功“去势”，但也把这位帝国出版的话事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正所谓居安思危，所以亚瑟事后难免狠狠地痛定思痛了一番。
在亚瑟看来，格莱斯顿这个王八蛋敢朝帝国出版下手，主要还是因为帝国出版背后的两大股东巴林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没有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而巴林银行没有站出来，主要是由于巴林家族中从政的年轻一代要么是辉格党人，要么便是坚定的皮尔派，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望他们公开站在“打击行业垄断”的对立面上，自然是不现实的。
至于罗斯柴尔德银行这边，在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上台掌舵后，这个深受保守党主流歧视的犹太金融家族已经全面倒向辉格阵营。由于天生的民族不正确，他们这个时候说话恐怕会比不说话更糟。
正因如此，帝国出版阵营急需一个明面上能拿得出手，而对方也愿意出手提供实际帮助的新股东。
而放眼整个伦敦，拥有百年历史传承的劳合社自然也就入了亚瑟的法眼。
诚然，这帮保险商人或许是策划利物浦爆炸案的幕后真凶，而自安格斯坦成立劳合社以来，劳合社业务中英俄贸易比重居高不下的现象，也确实引发了文化冲突方面的担忧。
但是，曾任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驻俄宫廷文化参赞的亚瑟爵士对俄国也不是一无所知，任职期间，他不仅积极推动了俄国的自由主义事业，是俄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好伙伴和老朋友，并且还是俄国二等圣安娜勋章的获得者。
更何况，你知道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亚瑟爵士的兄弟，他们曾经在一起经历了很多，而且同样都曾经挫败过自由主义阴谋，一个是挫败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一个是挫败了“青年意大利”对撒丁王国的领土图谋。
亚瑟爵士和赫尔岑更是很早就认识了，那家伙强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