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和鸿胪丞既然定下了此事，吾不敢置喙，而且复兴号上下，于北伐之中多次立功，为了奖赏，应该要予以举荐。”
何宗的意思是你们定了，吾无话可说，可不是说自己是乐见此事的。
他对于这个选才的方式持保留态度，对于具体的人选，更有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一人，王兴，乃是奴婢之子，如何能够出仕为官？”
“吾以为，此人不可入选于今日面见丞相！”
众人望向许游，他忙又打开了名册，介绍起了王兴的情况，“其父为江陵王家庄园奴婢王五，后因协防江陵有功，释放奴婢之籍，入宜城县屯田。其母，也为王家奴婢。”
“若有军功，直接授官，这是从权之计，为大汉着想，不得不如此，可其身为奴婢之子，能够入学读书，已经是邀天之幸，焉能授官，而与吾等同列！”
严格来说，王兴在孩童时代也是奴婢，和王五一起被释放出了奴婢的户籍后，日子还是过的颇为艰难，还好屯田需要海量的人力，他们迅速就被江北各处的屯田所给收留了进去，从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成为了顺丰号的雇佣农民，实际上就是佃户。
后来李承返回蜀中，前往汉中要打算屯田的时候，就让糜信从荆州带一部分人进来，王兴成为了第一批的人，他入学以来很是刻苦，成绩也属于第二批只有一门为中的那数人名单内。
何宗显然是借题发挥，他实则对于汉中学堂和这一次的考核选拔之事不满意，如今把王兴的身世特意拿出来一说，说他没有道理，也其实有道理。
在汉代，奴婢的后代在法律上受到严格限制，几乎不可能进入官僚体系。这种限制是社会等级制度和户籍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汉代“良贱有别”的森严社会结构。
汉代社会将人口分为“良民”（自由民）和“贱民”。奴婢（奴隶）属于贱民中最底层，其身份是世袭的。奴婢的子女，被称为“奴产子”，生下来就是奴婢，身份随母亲。
这意味着，一个人从出生起，其户籍上就标注了“奴”或“婢”的身份，这个身份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其排除在仕途之外。
法律虽未明确禁止良贱通婚，但社会惯例和法律实践对此持否定态度。良民与贱民通婚，良民一方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会受到严重影响。
即使有个别特殊情况，良民男子与婢女结合，所生子女也通常被视为贱民。这使得奴婢的后代几乎无法通过婚姻改变身份，从而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
尽管限制极严，但在特定条件下，奴婢及其后代有可能改变身份，那就是“放免”，主人主动赦免，国家赦免，或者是他人、自己赎身三种方式是可以的。
放免后成为庶人（自由民），但在社会观念中仍带有“前贱民”的烙印，被主流士大夫阶层轻视。在举荐制度之中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孝廉和秀才的。
推荐标准首先是“德行”和“名望”。一个前奴婢的家庭，在儒家道德评价体系中毫无地位可言，几乎不可能被举荐。
察举对象明确是面向“良民”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奴婢之后。
诸葛亮看向了李承，李承不动声色，他根本就不需要眼神示意，糜信就率先跳出来了，“胡言乱语！”
“既然是释放，就不再是奴婢，如何不能为官，如今却是非用察举制来推选！”
察举制是地方官员的特权，所举荐的当然是良家子，但现在汉中走的不是察举制，而是新的创新，自然不受察举制的限制。
“而且就算是奴婢，那又如何？”糜信冷哼道，“季汉承袭前汉后汉两代法统，之前就有先例可寻，大将军卫青，就是奴婢之子，汝敢说，其不能授官吗？”
何宗这个观点，现在说说也就罢了，若是在武皇帝面前如此说，只怕是他的脑袋和身子马上就要搬家。
卫青的母亲是平阳侯府（汉初名臣曹参的封爵世家）的婢女，被称为“卫媪”卫青的父亲名叫郑季，是平阳侯府的一名小吏。郑季与卫媪私通，生下了卫青。
卫青年少时，被送到生父郑季家里生活。郑季让他去放羊，郑家的其他儿子都把他当作奴仆来对待，而非兄弟。成年后，他回到平阳侯府，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即为主人骑马护卫的奴仆。每当公主要出行，他就要作为随从骑马跟随。
卫青的命运改变在于同母异父的姐姐卫子夫，汉武帝即位后，在拜访姐姐平阳公主时，看中了平阳侯府的女奴、歌女卫子夫，并将其带入宫中。
卫子夫后来深得汉武帝宠爱，并为汉武帝生下长子刘据，被立为皇后。
凭借这层“外戚”关系，卫青得以离开平阳侯府，进入建章宫当差，开始了他的仕途。
尽管起点是外戚，但卫青最终的地位是靠赫赫战功奠定的。他并未因身份显贵而懈怠，反而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最后拜为大将军、大司马、长平侯。
何宗提起此事，显然也是有准备，“卫大将军昔日建立功勋，一是外戚，二是军功！若是此人也是外戚，天子之亲，吾自然不便啰嗦。”
“此外，本次推举，乃是为了酬复兴号之功，复兴号有军功，那也是诸位的辛苦，而非是这些学子！”
“由复兴号推恩于个人，此也不妥！”
大汉最重军功，两汉之中，特别是后汉里面，外戚和宦官封侯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侯爵的含金量还是足够的，非军功不能封侯还是深入人心的。
可是，在如此情况下，复兴号的诸位都有奖赏，都已经领受了，怎么还说要把这些人也按照领取功劳的方式，再度领取？
如果就算是真的领取，那也绝对不是说军功，既然不能认定为军功，凭什么奴婢出身的王兴，也可以分润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