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脸，但省钱。对于一个正在从克里米亚战争的财政窟窿里往外爬的帝国来说，捞钱比体面更重要。强硬的政客并非不会妥协，因为这就是政治。
英国人把从加拿大撤回来的兵力重新部署到了印度和非洲。印度大起义之后英国对印度的控制反而加强了，东印度公司解散，印度直接划归王室管辖，加尔各答的总督府里坐着的再不也是公司董事会的代理人而是女王陛下的代表。
英国在非洲的扩张速度也明显加快，尼亚加拉备忘录中成立的非洲开发公司由英国资本和法国资本共同主导，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面积不断扩大。
但英国真正的成就体现在经济层面。兰开夏郡在1861年到1863年期间本应经历一场灭顶之灾，因为正如那份报告预料，美国内战导致原棉出口中断，英国棉纺织业重镇面临原料短缺，进而引发大规模失业。
但现在情况变了。因为英国在南方的自由贸易维持得更久更稳定，南方的棉花有相当一部分还是通过墨西哥湾的自由港流入了英国市场，棉花价格的涨幅被控制在了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与此同时，野牛的扩张打乱了美国的航运节奏，大量原本在五大湖和东海岸从事航运业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逃往英国。
利物浦的码头在1862年冬天挤满了从纽约和波士顿来的船匠，他们带着行李和工具站在寒风里，等着找一份能养活家人的工作。
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工程法案》，授权地方政府贷款修建码头、仓库和铁路，把失业人口吸收进基础设施建设。到1863年春天，兰开夏郡的失业率已经回落到了危机前的水平，而利物浦港的吞吐能力反而比战前提高了一大截。
帕麦斯顿在1862年春天批准了一个新的计划：举办伦敦国际工业和艺术博览会。这件事表面上是展现工业革命最新成果的文化盛事，骨子里是英国对远东之前在香港举办的那场博览会的一次迟来的回应。
香港博览会上的白炽灯、留声机和后膛步枪让整个欧洲的工业界感到了不安，英国的工程师和工厂主们憋着一口气，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不能被一个远东的暴发户抢走了工业话语权。他们要拿回属于他们的荣耀。
1862年5月1日，伦敦国际工业和艺术博览会正式开幕。别说英国，就连法国他们也都有这份心思。
远东展区没有带来什么全新发明。而是之前展出的那些改进型号，提出了工业设计的理念。
每一个改良都精准地指向了那些设备从“实验室的奇观”变成“可以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工业品”所面临的关键瓶颈，实用化和量产化的路径一目了然。
军工展区没有展出新型号，只是在角落里摆了几挺兴汉五式重机枪。这款枪很快就会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此刻它安静地架在三脚架上，枪管外的冷却水套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一层冷光。
英法普鲁士这些已经准备找远东要这款重机枪的设计图纸跟授权了。
博览会后，远东与英法普鲁士等友好国家之间开启了一项新的制度安排：留学不再由各国政府官方统一组织和派遣，而是下放，跟出国一样，普通人只要有能力有意愿就可以申请，官方不再做集中筛选和统一管理。
这项政策的实际效果是，远东这边还没有建起自己的大学体系，大量有志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经济金融的年轻人开始以个人身份前往欧洲留学，其中去普鲁士和法国的居多，去英国的少一些，但总量也在稳步上升。
同样欧洲这边去远东留学的人数也在增加，首先得清楚在1862年这个时间点上，远东在大部分工业领域还落后于欧洲，他们去远东不是为了学习更先进的技术，而是为了学习远东的社会结构、文化风俗和那种被英国报纸称为“实用主义”的做事风格。有些是为外交或者是间谍准备的培养。
至于传教那是谈都不能谈的底线。
远东的崛起不是一场突然爆发的革命，而是一种缓慢但持续的渗透。它不试图推翻现有的体系，而是在体系内部重新定义规则。
他既没有强行吞并南洋，它不跟英法在正面硬碰硬，而是在每一个英法不擅长或者不在意的领域里找到位置，然后用利益把所有人绑在一起。
自由贸易是一个漂亮的词，漂亮到让那些在尼亚加拉会议上被算计得干干净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外交官们无法反驳，因为反驳自由贸易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想做生意，而没有人敢在欧洲的议会里公开说自己不想做生意。
到了1863年末，兴汉九年冬，世界已经变了。
传统的殖民帝国，比如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还在，但它们的衰落已经谈不上列强。
沙俄还在，体量庞大但没有能够从东边吸血，反而西边还在不断放血，内部混乱。它的虚弱已经被所有人看在眼里。
普鲁士正在积蓄力量，俾斯麦的每一步棋都在为统一铺路，而他已经不需要再对议会解释他的意图，所有人都会习惯听从他的命令，然后赢下去。
法国在自由贸易的框架里找到了位置，英国的全球地位在经历了美洲的局部失败之后反而因为经济繁荣和印度非洲的扩张而得到了巩固。
至于远东，没有人能用一个简单的标签定义它。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因为它不寻求单纯的领土扩张。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贸易国，因为它的贸易政策背后总是藏着更深的战略意图。它是一个用商业逻辑和军事威慑同时运作的新型权力体。
在这盘大棋局的每一个角上，都能感受到远东的存在。有时是船队驶过世界各处港口见到桅杆上猎猎作响的血旗，有时是伦敦交易所里一份关于白银期货的分析报告，有时是柏林大学的阶梯教室里一个远东留学生自信对答如流，有时是商业谈判桌上那叠用汉英双语写成的条款。
但谁都不能，也不敢忽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