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1月底，英国已经有超过一万家企业在危机中破产或停产，失业工人在各工业城市的街头徘徊，救济院的床位远远不够。地方政府在仓库和废弃的厂房里搭起临时收容所，用木板拼成床铺，一天发两顿稀粥。但是这种规模的救济只是做做样子。
而就在这时，从印度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越来越密。德里仍然没有陷落，围城战已经打了将近半年。坎普尔仍在反抗军手里。章西女王在中印度连连得手。每一个消息都比上一个更让人喘不过气。
而在所有坏消息中，阿萨姆战事被埋没在洪流之中，像一缕微不足道的青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伦敦的决策者眼里只有德里、坎普尔和章西，那个生长着茶叶和罂粟的偏远河谷，不值得他们多看一眼。
进入十二月，伦敦的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泰晤士河上开始出现薄冰。煤气灯在雾中亮得格外吃力，光晕被雾气染成一圈模糊的橘色。街上的行人都缩着脖子匆匆赶路，没有人愿意在这种天气里多待一秒钟。
12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最新消息传来，公文上只有几行字：加尔各答陷落。总督坎宁被俘后处决。威廉堡被攻破。城内存粮、军械、库存金银全部被掠夺。全城被焚毁。
消息在当天晚上传到了白厅。帕麦斯顿当时正在官邸里批阅文件，秘书慌张到甚至没有敲门就闯了进来。帕麦斯顿接过那张字条，看了一遍，放下。然后又拿起来，又看了一遍。前后看了三遍。
秘书看到首相的脸上忽然显出苍老。那些纵横的皱纹和松弛的皮肤，好像在一瞬间就加深了。上一次他露出这种表情，还是在去年接到远东舰队全军覆没消息的那一天。
“虽然加尔各答被攻破，但是后续部队成功赶回来消灭了叛军主力，而且把首领击杀。”秘书提醒一句，情报也不是全都坏消息。
“我们的舰队到哪里了？”问出这话的时候帕麦斯顿已经冷静了下来，展现出一个政客的素养。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想办法才是关键。
“主力已经从孟买登陆，现在已经在德里战场取得成果。”
“兴汉军没有干涉？”
“没有，他们甚至向我们提出加强贸易的合作，称如果需要，可以给更多弹药，还有枪械，如果需求太大，可以抽调现役装备的，就看我们要不要二手了。”
“二手？”帕麦斯顿有些惊讶地看向秘书确认，什么疯子才会把现役装备拿去卖了换钱？
“情报显示，兴汉军在完成了主体的控制之后，政策强调民生，这两年正在裁军，具体不清楚，但是估算减少了20%现役部队，多出来装备出售很正常。”
这种情况让帕麦斯顿陷入到思考之中，因为兴汉军表现得无害，没有强烈的侵略性，这对于他们而言是很难理解的。
“没有其他要求？”帕麦斯顿想不出来什么，只能追问。
“没有，甚至不要求现款，可以给我们贷款，或者是机器或者原材料抵押。”秘书稍稍停顿，“不过他们希望跟我们本土的直接贸易，沿途得到补给权。”
听到这个帕麦斯顿终于是确定了。
“精明的生意人，我现在相信他的确是一个商人出身了。”
第二天一早，这个消息以比电报还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伦敦。报童们举着号外在街头奔跑，喊得嗓子都劈了：“加尔各答沦陷！总督被杀！全城焚毁！”
从泰晤士河畔到金融城，整个伦敦，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谈论这三个词。只不过沦陷的理由变成了土著辜负信任开门，不是英国人守不住。
有人在哭，不是默默流泪那种，是当街嚎啕大哭。有人在骂，用尽了英语里所有肮脏的词汇去诅咒那些“该死的印度佬”。
更多的那些满身疲倦、眼神空洞、如同食尸鬼一样的工人，坐在路边的台阶上，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就那么坐着，等着。
恐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整个英国扩散。如果说此前交易所里的混乱和工厂的停工，还只是人们纷纷把手中的股票和债券抛售出去，用还能兑现的先令囤积粮食，把大捆大捆的纸币从银行柜台里往外搬。
那么加尔各答陷落的消息就像一个信号，告诉所有人这不是暂时的、不是局部的，是大英帝国的心脏被人一刀剜了。
这一刀捅穿的不只是东印度公司的账本，更是两百年来英国人赖以自信、赖以蔑视整个世界的那层坚硬的外壳。
帝国金身的碎裂，比股价暴跌更让整个社会发狂。而这种剧烈的信号，更加放大了金融危机的产生。因为在金融市场，信心比黄金都珍贵。
当天，下议院召开紧急会议。帕麦斯顿站在讲台上，用沙哑的嗓音宣读了加尔各答陷落的简报。他说的很少，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可说的。
城破了，总督死了，城市烧了。就这些。
会场鸦雀无声。议员们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茫然。他们这些穿着燕尾服、戴着假发、坐在威斯敏斯特宫里挥斥方遒的绅士们，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帝国的统治中心会被土著攻破。这在英国殖民史上从未有过。
短暂的沉默之后，是一片更加炸裂的喧哗。反对党领袖站起来，用颤抖的手指指着执政党的席位，终于不再忍让，而是提出质疑：“去年这个时候你们说远东只是暂时的挫折，说那不过是一群茶叶贩子侥幸得手，说帝国的荣耀不会受损。
现在呢？印度的心脏被烧成了灰！你们还在等什么？等德里也烧掉？等章西女王打进加尔各答的废墟里再来一次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