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他补充道，嘴角勾起一丝狠辣，“把我们知道的，清妖怎么卖海关、卖租界、卖司法权，鬼佬怎么趁机勒索，徐家这些士绅怎么帮着数钱……把这些烂事，原原本本，编成册子，让渔民、商队、还有船队，给我往沿海、往内陆散！让老百姓都看看，他们头上的老爷和官府，到底是什么货色！”
很快，题为《看！清妖与洋夷卖国条约》、《徐家献地，清妖卖关》之类的白话传单、说书段子，开始在江浙沿海城乡秘密流传。
甚至配有粗糙雕版翻印插画的“卖国图”，上面那辫子小人给鬼佬跪下，双手奉上什么，寥寥几笔却栩栩如生展现出一个滑稽的场面，带来的冲击比文字更加强烈。
可别小看这个，其中展现出的正是兴汉军的恐怖之处，编写撰稿、图画刻印，大量印刷，背后都是技术的进步跟人员的调动。
可见随着兴汉军逐渐发展，正规化，相应的宣传手段也逐渐丰富，进一步贴合百姓需求。
尽管清妖和士绅竭力封锁，但骇人听闻的细节依旧如同野火，灼烧着早已不满的民心。
在兴汉军已稳固控制的温州、台州，这些消息引发的不是恐慌，而是被点燃的怒火与更坚定的认同。
温州的码头，几个刚卸完渔获的老渔民蹲在船帮上修补渔网，听着周边讨论《清妖卖关条约》。
当听到“海关归鬼佬管，银子直送洋行”、“上海租界又要扩大，准备代管宁波”时，一个满脸风霜的老汉把手中的竹烟杆重重磕在船板上：“屌他妈的！这清妖是铁了心不要脸了！关税给鬼佬，租界给鬼佬，这要是他们还管着我们，不得把我们温州也给鬼佬？”
旁边一个中年渔民接口，语气激动：“郑龙王在我们这儿救灾你再看看这纸上写的，那些老爷们，把老祖宗的地，论斤论两地卖给鬼佬了！就为换洋枪洋炮来打我们自己人！合着我们就该当牛做马，血汗钱都拿去填鬼佬的腰包？”
“打谁？打兴汉军？”另一个年轻些的嗤笑，“郑龙王在宁波开着炮呢！丁将军也往杭州去了！我看啊，这些清妖走狗、二鬼子的好日子到头了！”
另一边，在台州一处刚恢复生产的晒盐场旁，由兴汉军政工人员组织的宣讲会在城乡各处召开，宣讲员站在土台上，手里挥舞着传单，声音洪亮：“乡亲们！大家都听说了吧？杭州那个黄宗汉，还有松江那些徐老二，他们怕兴汉军来了分他们的田、抄他们的家，就想出个毒计，要把我们国家的海关送给鬼佬，把我们的地盘划给鬼佬，换鬼佬的快枪大炮，回头来打我们穷苦人！他们是要用鬼佬的刀，保住他们从我们身上刮下来的油水！”
台下，盐工、农户、渔民们听得鸦雀无声，随即爆发出愤怒的声浪。
“狗官！”
“卖国贼！”
“不能让他们得逞！”
宣讲员趁热打铁：“对！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现在分了田，减了租，盐场工钱也实在，这好日子才开头，能让这些卖国贼勾结洋鬼子给毁了吗？”
“不能！”吼声震天。
“我们要怎么做？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相信兴汉军，一定能把这些卖国贼、洋鬼子，统统扫干净！”
“扫干净！扫干净！”群情激愤。许多年轻人当场就去找民兵队报名，不能加入正规军，也要求随军运输物资或担任向导。控制区内的支前热潮，因这“卖国”消息的刺激，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黄浦江畔的上海租界，气氛则诡谲而压抑。消息如同投入一潭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汹涌的浑水，激起了不同层面的涟漪。
在外滩的洋行办公室和俱乐部里，洋商们读到这些流传的传单，反应多是傲慢的恼怒与不屑。
“粗鄙的煽动！这些泥腿子懂什么国际条约和商业规范？”一个英国商人摇晃着酒杯，“我们是在帮助他们恢复秩序，保障贸易。这是文明的责任。”
但私下里，也有人不安。一个美国商人对同伴低语：“把事情闹得这么大，未必是好事。到时候兴汉军要是铁了心不认账。万一清国人顶不住，我们在上海这些特权可就…”
而在买办和与洋行关系密切的圈子里，恐慌是真切的。买办在家中对着心腹哀叹：“完了，全完了！这事被兴汉军这么一闹，天下皆知！将来就算…就算官军赢了，我们这些帮着牵线、经手款项的人，也是黄泥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要是兴汉军赢了…”他脸色越发难看，不敢再说。许多人开始加倍努力地变卖资产，兑换现银，寻找更稳妥的退路。
在底层聚居的窝棚区，消息则以一种更隐秘、更复杂的方式传播着。茶馆里，有人压低声音：“听说了吗？道台老爷把上海县城押给鬼佬了！”
“何止！听说还要把虹桥也划给鬼佬！”
“这不是卖国吗？”
“嘘…小声点！不要命了？巡捕房正抓人呢！”
但眼神中的震惊、愤怒与某种难以言说的期盼是掩不住的。一个老车夫对同行嘀咕：“南边来的兵…真像传单上说的，专打这种卖国狗官和吃里扒外的老爷？”
“谁知道呢…反正这世道，不会更坏了。”
对于最底层的劳工而言，他们根本就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但遭受鬼佬奴役产生的最朴素认知，足以点燃深藏的屈辱与不甘。
而有趣就在于，兴汉军的消息刚出来就在租界底层传播开来，这背后恐怕没这么简单。
租界上下气氛日益微妙，一种沉默的观望与暗流在积聚。
在清妖尚能勉强维持表面控制的杭州，他们的反应是严厉的封锁与弹压。浙江巡抚衙门明令，严禁任何“粤匪伪谣”传播，私藏、传阅者以通匪论处。衙役、兵丁四处巡查，撕毁告示，驱散聚集议论的人群。
然而，恐惧的流言比官府的禁令跑得更快。在拥挤的街市，在小巷深处的民宅，消息如同幽灵般钻入：
“听说没有？巡抚大人跟鬼佬签了密约，要把我们给卖了！”
“何止上海！我们杭州恐怕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