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月余前，他还是广府学宫里备受先生期许的廪生，父母乡亲眼中的希望，寒窗十载，只待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他读的是圣贤书，信的是忠君爱国，对搅乱广东的“反贼”深恶痛绝，无论是天地会还是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兴汉军。
然而，天地会围城的喧嚣还未散去，兴汉军的士兵就以一种他从未想象过的迅猛方式闯入了学宫。那些士兵不像官府的描述那么残忍癫狂，他们沉默、有序，动作带着一种冰冷的效率，将他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全部控制起来。
当时的恐惧和屈辱，洪涛至今记忆犹新。被押解上船时，他甚至绝望地想，或许下一刻就会被推进珠江喂鱼。
长洲岛的日子，是另一种形式的煎熬。最初的抗拒在饥饿和寒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念，在挖土、伐木、搭建窝棚这些粗重活计中，被一点点磨蚀。
他亲眼见过一个同窗试图逃跑，被捉回来后关在挖出的土坑里三天，放出来时几乎没了人形。洪涛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选择了屈服，用汗水换取一天两顿勉强果腹的糙米饭和遮风的草棚虽然效果甚微。
他心里对兴汉军的恨意，如同野草般滋生。
是这些反贼，毁了他的前程，让他斯文扫地！
变化悄然发生。当简易的营地初具规模后，兴汉军并没有继续单纯地压榨他们的劳力。相反，在劳作之余，他们被集中起来，强制聆听一些宣讲。起初，洪涛和同窗们对此嗤之以鼻，你们这些家伙能有我读的书多？认为是反贼的蛊惑之词。但渐渐地，一些话语如同冰锥，刺入了他原本坚冰般的认知。
宣讲的人不讲虚头巴脑的仁义道德，而是摆出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殖民者的屠杀；殖民统治苛捐杂税下百姓易子而食的惨状；殖民贵族生下来就有的特权和对普通人的肆意欺凌；还有那些他们曾经仰视的官老爷们，是如何贪腐成性、勾结洋人、出卖利权……
更让他心神剧震的是，宣讲者清晰地区分了儒家思想本身和后来被阉割、扭曲为统治工具的儒教。他们批判明末东林党的空谈误国勾结鞑子，揭露曲阜孔家在历次异族入侵时的卑躬屈膝……这些话语，与他自幼熟读的经史子集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却又隐隐与他目睹的民间疾苦、官场黑暗对得上号。
是呀，我的出身也是底层……
他的内心开始撕裂。理智告诉他，这些都是反贼的诽谤，他应该唾弃。但情感上，一种被蒙蔽、被欺骗的愤怒感却在悄然滋生。为什么圣贤书里描绘的太平盛世，与现实如此格格不入？
真正让他思想堤坝开始崩溃的，是一个男人的出现。那人气质沉稳，目光锐利，不像普通的宣讲员。他并没有声嘶力竭地批判，而是用一种平静却充满力量的语调，讲述兴汉军为何要“驱除鞑虏”，为何要“救济斯民”。他谈土地兼并，谈水利失修，谈为什么千百年来农民起义不断，其根源何在。他甚至坦言，现在这些只会做八股、钻营功名的腐儒，并非是真正懂得民生疾苦、愿意为天下苍生做实事的人才。
“念你们被清妖蛊惑。”那人最后说，“只要签个字，声明与旧式科举和满清官僚体系断绝关系，就可以回家。”
很快，真的有人签字离开了，带着复杂的神情，逃离了这个牢笼。洪涛却犹豫了。回家？回到那个已经被翻天覆地改变的世界？继续做那个对真相一无所知、或许将来还要被迫为鞑子殉葬的“忠臣孝子”？
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舍，不舍的是这里能够接触到那些被严密封锁的、触目惊心的真相。他留了下来，选择继续一边劳动，一边如饥似渴地翻看那些资料、思考。
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再仅仅是惩罚，反而成为一种奇特的洗礼。在挥汗如雨中，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民生之多艰”，书本上轻飘飘的“黎民百姓”四个字，变成了身边一个个有血有肉、为生存而挣扎的个体。他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过去所学，那些曾经奉若圭臬的教条，在血与火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通时报》和《觉醒》杂志传到了长洲岛。洪涛几乎是抢着阅读。报纸上对世界大势的分析，对清廷内部腐朽的揭露，尤其是那鲜明提出的新史观。
将满清定位为殖民奴隶政权，将汉人几百年的苦难归咎于殖民压迫，而将数百年来前仆后继的抗争誉为不屈的民族精神……
这种种一切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中最后的迷雾！
一切都串联起来了！满清不是天命所归，是趁火打劫的强盗！华夏的落后不是文化劣根，是殖民者的压制！
兴汉军更不是作乱的反贼，是继承先烈遗志、反抗殖民统治的义师！自己过去所谓的忠君爱国，爱的竟是屠戮先祖、压榨同胞的殖民者之国！
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和羞愧感席卷了洪涛。他羞愧于自己过去的愚昧，更激动于找到了真正的道路。他不再是被迫劳作的囚徒，而是自觉投身于一场伟大变革的学徒。
他主动向管理人员申请，希望参与营地的一些文书和宣讲工作，他要用自己的笔和口，去唤醒更多像他曾经一样沉睡的人。
当洪涛再次站在长洲岛的海边，望着珠江口往来穿梭的、挂着兴汉军旗帜的船只时，他的目光不再迷茫和怨恨，而是充满了坚定和希望。
旧的躯壳已在劳动和思想的淬炼中脱落，一个崭新的、属于觉醒时代的洪涛正滚滚而来。
他明白，科举功名已成泡影，但一条更为广阔、更有意义的报国之路，正在他脚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