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意向初步达成，洋商们心满意足又心怀鬼胎地离去后，本土商人代表们立刻围了上来。一个穿着绸缎马褂的茶商率先发难，他脸上带着痛心疾首的表情：
“苏大人！这…这可是上千万两的真金白银啊！就这么…就这么送给番鬼佬了？”
“我大…”另一个盐商接口道，语气中带着莫名的优越感和不满，只不过他差点顺口说出“我大清”，硬生生憋了回去，改口：“我大中华，地大物博，物产丰饶，什么好东西没有？何须向外夷求购那些奇技淫巧之物？这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他潜意识里觉得，这钱与其给洋人，不如分给他们这些“自己人”。
他们之中或许有人真的是担心兴汉军被鬼佬坑骗导致资产流失，而更多是看着这钱自己赚不到心疼呀。看到别人赚钱比自己亏钱还难受。更有甚者，话里话外透着物伤其类的恐惧和对兴汉军政策的不满，觉得兴汉军对商人打压太甚，有钱应该惠及本土商贾。
苏文哲和海天交换了一个眼神，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无奈和鄙夷。
你们要是真的有这个能力，生产工业品，搞来生产线，我至于求这些鬼佬吗？他妈的没能力还在这里自视甚高，简直就是丢我们的脸。
海天仿佛看到了之前短视的自己，忍住怒气，平静地解释：“诸位，我们需要的蒸汽机、机床、炼钢设备，你们谁能造？我们需要的大规模、标准化的枪炮，你们哪家工坊能供应？若有，兴汉军立刻下单，价格从优！”
台下顿时鸦雀无声。这些商人大多从事的是传统手工业、农产品加工或倒买倒卖，对近代工业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
苏文哲可没这么好气，冷冷地补充：“兴汉军做事，自有考量。诸位若有意，可在新法规框架下，好好经营，兴办实业，将来未必没有机会参与。至于眼下，做好分内之事即可。”
打发走这些短视的商人后，苏文哲对海天叹道：“看到这些人，我才愈发理解大哥的深谋远虑和迫不得已。指望他们推动工业化？无异于痴人说梦。果然，关键领域，必须由兴汉军主导。”
然而没过几天，广州城内开始流传起恶毒的谣言，说“兴汉军畏惧洋人报复，正在残害本土商人，搜刮民脂民膏给洋人交赎城费或保护费”。
调查很快指向了几个因兴汉军出口专营制度和阶梯增税而利益受损的商人。他们不敢明着对抗，便使出这种下作手段，企图煽动民意。
苏文哲这次没有丝毫手软。他以“散布谣言、扰乱市场、鞑子间谍”为名，直接下令查封了这几家商号，主事者下狱，家产抄没充公。铁腕手段之下，谣言瞬间平息，所有心怀不满的商人都噤若寒蝉，真正见识了兴汉军新政权的铁血手段。
经此一役，洋商被巨额订单捆绑和驯化，本土顽固商人被震慑，兴汉军初步确立了在广东经济领域的绝对主导权，为接下来的工业化建设扫清了最初的障碍。
然而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早在前面广州城戒严令逐渐解除，街面开始恢复生气的初期，商业领域的暗战早已悄然白热化，远非后来招标大会上看起来那般和谐。
林远山深知，要想在谈判桌上掌握主动，必须先摧毁对手的底气。他巧妙地利用香港事件激起的民愤，暗中推波助澜。码头工会和兴汉军基层宣传员不断向工人们揭露鬼佬的骇人传闻，甚至都不需要加工，因为民间传播会不断加倍，成功点燃了底层民众的怒火。
结果便是，洋商的货物遭到了自发的、广泛的抵制。码头工人装卸时磨洋工，搬运工甚至拒绝服务，商铺门口被悄悄贴上诅咒的标语。更致命的是，兴汉军以雷霆手段清洗了一批为洋商充当爪牙、罪行累累的大买办。顷刻间，洋商的销售网络几乎瘫痪。
大量昂贵的印度棉花、西洋布匹、工业零件乃至钟表眼镜之类的奢侈品，堆积在仓库里落灰，或是尴尬地停在珠江口的货船上，无法卸货也无法转运。
要知道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每一天的滞留都意味着巨额的仓租、船期延误罚款和资金积压的成本。洋商们焦头烂额，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哪怕他们知道这是林远山的诡计，但也只能想办法将手里的货出掉周转，哪怕亏一点都得降价，然后看着昌兴出面以帮忙的名义出手吃掉这些滞销的货物。
这是赤裸裸的趁火打劫！洋商们气得跳脚，但形势比人强。继续拖下去，货物可能变质，特别是食品，或者错过市场时机，损失将更为惨重。
最终，大多数洋商只能咬着牙，含着泪，接受了这份屈辱的援助，眼睁睁看着利润被腰斩甚至亏本出售。这第一回合，林远山凭借民心优势和精准打击，成功割下了洋商一大块肉。
与此同时，本土商人群体也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战争的动荡刚刚平息，关于“出口专营”、“国家统购”的风声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在一些商人汇聚的酒楼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几乎全是这个。
“听说了吗？以后咱们的丝、茶、瓷器，怕是不能再直接卖给洋行了！”
“这不是要走回十三行的老路？那些行商当年何等威风，最后还不是……唉！”
“兴汉军比鞑子还狠啊！这么搞，还有我们小商贩的活路吗？”
“嘘！慎言！莫谈国事！”酒楼老板紧张地四处张望，生怕惹祸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