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杰密切地关注着各方的反应，对目前的态势倒是颇为满意。
相较于大陆盘根错节的各种利益集团和日渐僵化的制度，南洋在这方面还干净的如同一张张白纸，而他在这张“白纸”上作画，阻力也小得多。
“如今，第一步算是走出去了。”他心中暗忖着，“基本法已立，接下来就要着手制定更具体的民法、刑法、商法等细则了。这些都完成，律法一事才能算有个完结。”
而在这方面，他也对司法部的人员做出了指示。
在刑法方面，他决心彻底摒弃大清律法中那些体现皇权专横、又缺乏统一法律标准的刑罚。
首当其冲的，便是“连坐”与“族诛”。一人犯罪，累及亲族，乃至乡邻，这种制度对于社会安定并无实质益处，并且在如今的北大年等地并不适用。
吴家治下华人数量太少，其中有不少都是吴家宗亲，真要保留这两条刑罚，计较起来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此外，抄家、贬为奴婢等一些刑罚也不合适，抄家的本质是“皇权至上”，将臣民财产视为君主的附庸，这并不是吴志杰想要的。
而将犯人贬为奴婢也不利于吴家治理民众，本就是缺少人手的时候，再来一手奴隶制，到时候下面大商人府中容易奴婢成群，这显然不是他想看到的。而为了杜绝此类事情发生，就连本地的土人吴志杰都一直是以劳工的身份驱使的。
在民法领域，则是构建一个清晰、稳定的产权与契约体系。这不仅是保护商人利益，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基础。
他要明确土地、房屋、货物的所有权转移规则，规范借贷、雇佣、合伙等契约关系，让民间交易有法可依，减少纠纷。
北大年、宋卡、乃至吉打等地，都极其依赖于贸易，其次便是农业。因此，这样的体系如果能有效运转起来，将会极大程度上促进吴家治下商业和农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另一个他酝酿已久的计划也可以开始提上日程了：官员选拔。
不过在北大年这种“化外蛮夷之地”，显然是不可能采用僵化的八股科举取士了。
他本就对如今的科举制度看不太上，尤其是在北大年这样百业待兴的新兴之地，他需要的是能丈量土地、计算税赋、审理案件、管理工坊的实干之才，而不是只会吟诵圣贤书、空谈义理的酸儒。
再者，八股文禁锢思想，选拔出来的人往往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应对南洋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蓬勃发展的商贸需求。
而且，这里也没有那样的条件。
在南洋，秀才都算得上是“高学历”人才了，吴家治下民众里九成以上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泥腿子”，极少数的识字人士也大多是在大陆的帐房先生、功名只有童生的士子等，在这样的条件下搞科举只能说是让人贻笑大方。
因此，吴志杰决定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换个方式。
“在南洋这样的生存和发展，更需要的是实学而不是虚文。”吴志杰下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