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的正月，春寒料峭，在遥远的欧洲，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的镜厅正式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同一天，北海国派往欧洲的首批留学生，历经近三年的寒窗苦读与实践，终于学成归国。
这批共计一百二十八人的学子，是从当年开拓总督府时期建立的“技艺传习所”首批学员中，经过严格选拔出来的佼佼者。
他们不仅在校时成绩优异，更在北海初建的艰难岁月里，深入民间，甚至参加过早期的武装斗争或建设劳动，是兼具学识、实践与坚定信念的骨干。
诺托、吉村、三井、卡姆伊等人，终于回到了北海，家乡已然近在咫尺。
这将近三年的异国生涯，对于他们来说绝非坦途。
初抵欧洲时的震撼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所取代。
他们黄皮肤的面孔、带着口音英语，法语、相对拮据的衣着，在傲慢与偏见尚未消退的欧洲学校和社交圈中，常常遭遇毫不掩饰的歧视与孤立。
在柏林、巴黎或伦敦的工学院、实验室里，他们需要付出数倍于当地学生的努力，才能勉强跟上进度，获取有限的学习机会，有时甚至要忍受导师的刻意忽视或同窗的排挤打压。
生活上更是艰辛，为了节省有限的留学经费，他们挤在潮湿阴冷的廉价公寓里，啃着最粗糙的黑面包，就着清水般的汤羹。
迥异的气候和饮食让不少人病倒。
吉村曾因严重的肺炎在柏林医院躺了两个月，险些没能挺过来。
三井则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患上了胃疾，至今仍需小心调养。
更令人痛心的是，同行的一位名为松本的同伴，在法国马赛实习期间感染了当时难以治愈的传染病，客死异乡，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家乡和未能完成的学业。
除了身体的病痛与物质的匮乏，精神上的冲击同样巨大。
亲眼目睹欧洲列强发达的工业、繁华的城市、先进的科技与强大的军备，对比家乡北海的初创与贫弱，强烈的落差感时常令他们感到紧迫与忧虑。
他们害怕自己学得不够快，不够好，害怕辜负了祖国和柳生总统的期望。
然而，正是这份沉重的责任感，支撑着他们熬过了无数个思乡的夜晚和备受煎熬的白昼。
每当感到难以坚持时，他们便互相鼓励，说起起箱馆港的景色，想起札幌新建的街道，想起北海的青山绿水，更想起临行前柳生总统那沉静而充满期许的嘱托：“国家的未来，在诸君肩上，望学成之日，携真知归来，建设我北海。”
正是这句话这句话，还有肩上的责任让他们克服万难，最终完成了各领域的专业学习。
随着客轮缓缓驶入箱馆港时，他们看到码头上早已是人头攒动，彩旗飘扬。
柳生亲率以土方岁三为首的内阁主要成员，以及各界市民代表，在此等候。
港口悬挂着“热烈欢迎留学英才荣归故里”的横幅，气氛热烈而庄重。
轮船靠岸，舷梯放下，当诺托、吉村、三井、卡姆伊等留学生身影出现时，码头上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
一群身着整洁校服的少年儿童代表快步上前，为每一位归国的学子戴上了象征荣誉与欢迎的大红花。
柳生面带微笑，稳步走到学子们面前。
他的目光逐一扫过这些面容略显疲惫，眼神兴奋的年轻人，缓缓开口道：“诸位，辛苦了！你们远渡重洋，负笈求学，历经寒暑，今日学成归国，我谨代表北海国政府与全体国民，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
学子们激动不已，纷纷鞠躬行礼。
为首的诺托声音有些哽咽回答：“总统大人！土方大人！各位长官，各位同胞！我们回来了！
为了国家，为了北海，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能学有所成，回来报效祖国，是我们的荣幸！”
柳生点点头，继续关切地询问：“旅途可还顺利？诸位身体可都安好？在欧期间，生活、学习，可还有何困难或印象深刻之事？”
吉村上前一步，面色凝重地汇报了松本病故的详情，并将一个小心保管的木盒双手呈上：“总统大人，这是松本的骨灰……他……他没能跟我们一块回来……”
在吉村身后，还有十一人抱着同伴的骨灰盒。
码头上热烈的气氛瞬间沉寂了一下。
柳生双手接过木盒，神情肃穆，他轻轻抚过盒盖，沉声道：“松本，以及所有为求学强国而付出生命的志士，都是为国家牺牲的烈士。
他们的功绩，北海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他们虽身葬异域，但魂归故里，精神永存！”
随后，柳生宣布：“为表彰诸位学成归来，为国家储备栋梁之才，特授予诺托、吉村、三井、卡姆伊等一百一十五位归国学子‘开拓者勋章’！”
接着，他面向松本的骨灰盒，郑重道：“追授松本等十二位学子‘勇气勋章’，以彰其求学报国之志与不朽精神！”
授勋仪式简短，庄重，那些勋章在初春的阳光下熠熠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