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一个小时，环球唱片市场部的总监就接到了来自票务公司的紧急电话：“李总监，首场的四万五千张票，已经全部售罄了！”
市场总监愣住了，一个小时？四万五千张？这是什么速度？
还没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
“总监！十三号的两万五千张也空了！”
“总监！十四号情人节专场没了！”
“总监！最后一场也卖光了！”
一周？根本没有撑到一周。
在售票开启的两天之内，原计划售卖的十二万张门票，被歌迷瞬间清扫一空。
票务公司的后台系统里，等待候补购票的申请人数，已经超过了二十万。
各大网络论坛和BBS上，哀鸿遍野，全都是没有抢到票的歌迷在哀嚎和高价求购。
环球唱片台湾分公司的所有人都懵了，他们像是第一次认识郑辉一样，呆呆地看着那恐怖的销售数据，一时间竟不知道是该狂喜还是该检讨自己的保守。
“开！后面三场全部加开到全场！另外，立刻联系体育场方面，把所有能加的座位，边边角角的视觉遮挡区，只要能摆下凳子的地方，全部给我加上去！”
市场总监红着眼睛，对着下属大吼。
命令被火速执行，后面三场立刻增加了两万个座位，并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挤出了近万个加座。
总计近七万五千张门票，在重新开启售票后的一天内，再次被一抢而空。
供不应求！市场依然处在饥渴状态！黄牛票的价格已经炒到了天上，一张原价三千台币的内场票，在网路上被喊到了一万五，而且还是有价无市。
远在香港的郑东汉，在接到台湾分公司的汇报后，也是被这个数字惊得半天说不出话。他立刻拨通了郑辉的电话。
“辉仔，台湾那边疯了。十九万张票，五天之内全卖光。
台北体育场那边刚刚跟我沟通，他们最多还能再给你挤出三天档期，就在十五号后面。你接不接？”
“接。”郑辉当然不差这三天时间，送上门的钱，没有不要的道理。
“好！”
郑东汉挂断电话，立刻指示台湾方面宣布加场。
消息一出，之前没抢到票的歌迷们欣喜若狂。又是十四万张门票投入市场，结果毫无悬念——售罄！
七场！台北体育场连开七场！总计三十三万张门票！
环球唱片的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情绪中。
快乐的是公司即将迎来一笔天文数字的营收，痛苦的是，谁能想到一个刚出道一年多的人，能有如此恐怖的票房号召力？早知道再多申请几天。
红馆十六场的奇迹，大家虽然见识过，但那毕竟是一万人的场子。
而台湾这次，是五万人的体育场，并且是连续七场。
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成功案例，这是一个值得整个行业深入研究的社会现象。
台湾《中国时报》，作为岛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从香港红馆连开十六场的新闻爆出后，就已经成立了专项小组，开始对郑辉进行调查。
而当一月上旬，台北演唱会七场门票全部售罄的消息传来，这份调查的力度被再次加大。
一月二十日，在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资料搜集、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后，《中国时报》的文化版。
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一篇名为《解构郑辉：一个你我共同造就的时代神话》的深度报道。
这篇报道，第一次全面地向整个华语社会揭示了郑辉那数据背后，所隐藏的真相。
报道的开篇就指出：把郑辉仅仅当作一个普通的当红歌星来看待，是完全错误的。
报纸用数据给出了答案。
“根据我们的调查，郑辉自1998年11月签约宝丽金（环球唱片前身）并发行第一张专辑《倔强》开始，截至今日，其三张专辑在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的总销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第一张专辑《倔强》，总销量已超过八十万张。”
“第二张专辑《浮生》，总销量已超过一百七十万张。”
“而于去年五月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半生》，这张被誉为‘写尽凡人半生’的神专，截至目前，其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六百五十多万张！”
这组数字被用黑体加粗的字体印在版面上，给所有看到这份报纸的人带来了视觉冲击。
而接下来，报道将焦点对准了台湾本土市场。
“这三张专辑，在台湾地区，则卖出了总计近四百万张的惊人成绩。
而根据IFPI台湾分会公布的官方数据，1999年，台湾全年唱片市场的总销量是三千四百七十四万张。”
“这意味着什么？”
报道用一个饼状图进行了说明：“这意味着，在刚刚过去的一整年里，郑辉一个人，就占据了全台湾年度唱片市场百分之十一以上的份额！”
“整个1999年，全台湾的听众，几乎都处在被郑辉的歌曲洗脑的状态。
他的三张专辑，几乎首首都是传唱度很高的主打歌级别。
从激励人心的《倔强》、《我相信》，到唱尽爱恨的《十年》、《红玫瑰》，再到直击灵魂的《父亲》、《像我这样的人》…他的歌，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这座岛屿的每一个角落。”
报社的调查小组还走上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
无论是在学校门口拦下的高中生，还是在街边等客的计程车司机；
无论是在写字楼里工作的白领丽人，还是在夜市摆摊的中年摊主；
无论男女老少，随便问一个人，几乎都能哼唱出几句郑辉的歌。
“在这种全民级的传唱度和国民度的加持下，我们再回头看那三十三万张演唱会门票，还会觉得多吗？”
报道的最后给出了结论：“不，一点都不多。甚至可以说，这个数字还是太少了。
以郑辉目前在台湾的影响力，别说加开三场，就算再加开三场，市场也依旧会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
报道进一步分析，华语乐坛并非没有歌手在一年内发行三张唱片，但他们的销量无法与郑辉相提并论。
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歌曲流行度，也远远达不到郑辉这种首首金曲的程度。
此时此刻的郑辉，已经可以被定义为华语乐坛No.1的歌手，没有任何人，可以此时在商业号召力上与他相提并论。
这篇报道在整个华语社会引发了剧烈的震动。一时间，从香港到台湾，从新加坡到内地：“郑辉现象”成为了所有媒体、乐评人乃至社会学家热烈讨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