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场红馆演唱会的喧嚣与狂热，已经从郑辉的生活中褪去。
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巨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录音棚和朋友圈之静穿梭的小青年。
演唱会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郑辉都泡在环球唱片为他保留的录音棚里，为他下一张计划进军欧美的英文专辑进行着编曲和录音工作。
剩下的闲暇，则几乎都消磨在了张国荣和梅艳芳的牌局上。
这也是无奈之举，最近郑辉在港城的风头实在太盛，狗仔将他的行踪盯得很死，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拿着长枪短炮蹲守。
为了避嫌，也为了保护这段关系，他和王菲默契地断了所有私下单独见面的念头。于是，张国荣和梅艳芳家里的聚会，便成了两人唯一见面的机会。
只有借着老友们开派对、攒牌局的由头，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聚一聚。
张国荣和梅艳芳是铁打的牌搭子，时常会叫上朋友在家里开几桌。郑辉的出现，一开始给这个小圈子带来了些新鲜的乐子。
然而，这份乐子很快就变了味。
郑辉的大脑，记忆力和逻辑推演能力已经非人类。
无论是需要算牌的锄大地，抑或是讲究心理博弈的麻将，他只需要看上几圈，就能将牌桌上的局势摸得一清二楚。
到最后，牌局的结局总是相似——无论过程如何跌宕起伏，最终的赢家，永远是郑辉。
几次三番下来，张国荣第一个拍案而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宣布，从此以后，有郑辉的牌局，他坚决不上桌。
梅艳芳也跟着起哄，说带他玩简直是送财给他，必须坚决抵制。
于是，郑辉被众人排挤出了牌桌。
他对此毫不在意，乐得清闲。众人打牌时，他便在一旁悠哉地给大家煮水、泡茶，或者去厨房洗些水果切好端出来。
期间，郑辉很自然的坐在王菲身后，看她出了几张牌，郑辉偷偷支了两招。
王菲捏着牌，表面上嗔怪道：“观棋不语真君子，打牌也一样，你别说话扰乱我思路。”
可私底下，她在桌子下方空出的手却悄悄拽了拽郑辉的衣服，暗示他继续。
郑辉表面上乖乖闭了嘴，暗地里却和王菲打起了配合。遇到关键牌局，他便用指节在王菲的背上轻轻敲两下，以此来给她传递留牌或出牌的信号。
有了郑辉这个军师，王菲如有神助，接连赢了好几把。
牌桌对面的张国荣连输几局后，眼神开始在两人之间来回扫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郑辉的动作与王菲出牌之间的规律。
“好啊你们两个！”张国荣把手里的牌往桌上一扣，指着郑辉笑骂道：“我说阿菲今天怎么大杀四方，原来背后藏着人打暗号呢！你这心偏得都没边了。
阿辉，赶紧的，搬个椅子坐到我这边来，离阿菲三尺远，不许再给她通风报信！”
被当场抓包，王菲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局促，嘴角却忍不住微微上扬。
郑辉无奈地摊了摊手，顺从地将椅子挪到了张国荣身边。
在场的梅艳芳等人看着这两人之间那种小动作里藏不住的亲昵，明眼人一看便知关系早已非同寻常，但这群人谁也没有去点破这层窗户纸。
当郑辉在香港享受着这夹杂着工作与暧昧的悠闲时光时，海峡对岸的台湾，一场风暴，正在成型。
一月初，环球唱片台湾分公司正式对外宣布，郑辉将于二月份在台北举办个人演唱会。
消息一出，整个台湾的演出市场都为之一震。
演唱会的档期安排在二月十二日到二月十五日，连开四场。
二月五日是农历春节，这个时间点，正好卡在学生们寒假的末尾，狂欢的热情尚未散去，手里还攥着大把的压岁钱；
而对于上班族来说，刚刚开工一周，心思还没完全收回到工作上，正处于节后综合症的空虚期，迫切需要一场娱乐活动来延续假期的快乐。
更绝的是，二月十四日，情人节，被完美地包裹在这四天的演唱会日程之中。
凭借着郑辉在香港红馆连开十六场的威名，这个被黄金档期没有人出来与他争抢。
环球唱片台湾分公司对于这次演唱会的规划，是利用郑辉的号召力，进行一次环岛巡演，在台南、台中、高雄等主要城市各开两场。
最后在台湾经济政治中心台北也开两场，力求将商业价值最大化，让全台湾的歌迷都能在家门口看到郑辉。
然而，这份看起来堪称完美的计划书，在递交到郑辉手上后，被毫不留情地驳回了。
郑辉的理由简单而粗暴：太折腾，太麻烦。
他懒得带着乐队和舞美团队在几个城市之间来回奔波，更不想将时间浪费在转场的交通和新场馆的调试上。
在他看来，台湾就那么大，城市之间的交通便利，哪怕是从最南端的高雄坐车到台北，也不过是半天的时间。只要演唱会的内容足够精彩，根本不愁外县市的歌迷不来。
“所有场次，全部放在台北体育场。要么不开，要么就在最好的场馆，开最大的场。”
这是郑辉的原话。
面对如此要求，环球唱片的高层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但也只能无奈同意。如今的郑辉，已经有了话语权和议价能力。
于是，计划变更，四场演唱会全部落地于能容纳近五万人的台北体育场。
这里是台湾演唱会的圣地，就在去年，天后张惠妹刚刚在这里完成了壮举，成为了首位在此开唱并坐满全场的台湾本土歌手。
尽管有香港十六场的成功案例在前，但环球台湾的市场部对于一个刚出道一年多的新人能否填满五万人的体育场，心里还是有些打鼓。
香港红馆毕竟只有一万两千个座位，五万人的场子，那是另一个维度的考验。
出于稳妥起见，他们制定了一个相对保守的售票策略：二月十二日的首场演唱会，全场开放售票，但只放出四万五千张门票，预留了五千个座位的缓冲空间；
而后续的三天，则全部按照半开场的模式，每场只开放两万五千个座位。
他们觉得，首场能坐满，后续能卖掉半场，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然而，他们严重低估了郑辉在1999年一整年里，对台湾这片土地造成的精神污染有多么严重。
一月中旬的某个周一上午十点，售票系统正式开启。
在那个互联网尚不发达的年代，售票的主要方式，依旧是依靠最原始的电话热线和遍布全台湾的实体售票点，比如年代售票系统在各大城市的终端，以及一些大型连锁唱片行的柜台。
上午十点整，票务对接的部门电话，瞬间就被潮水般涌入的订票咨询打爆，几十条线路在顷刻间全部占满，外面的人无论如何也打不进来，只能听到永无止境的忙音。
而在台北西门町、台中一中街、高雄新崛江的各大售票点门外，从清晨就开始排起的长龙，在开售的一瞬间爆发出了惊人的购买力。
无数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还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挥舞着钞票，焦急地向前拥挤。
“我要四张！十二号的！随便什么位置都行！”
“给我两张十四号的！情人节要带女朋友去看！”
“后面的还有票吗？卖完了？那十三号的呢？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