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夏把文章整理完，已经是两天之后的深夜。
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一来是因为文章里引用了一些电影案例作为论据，其中有几部影视作品眼下还没出现，他用的是半预言半警告的笔法，在措辞上反复斟酌了好几遍，确保既能把问题点透，又不至于被人抓住把柄说他在虚构事实。
二来，这篇文章凝结了他前后两辈子的思考。从重生前在影视圈摸爬滚打的那些年，到重生后一部一部片子拍过来、一场一场舆论战打过来的经历，所有关于文艺路线问题的观察和判断，都被他压缩进了这篇不到两万字的文章里。
每一节他都反复推敲过，从逻辑链条到措辞分寸，从论据的扎实程度到结论的克制程度，任何一处可能被对手拿来吹毛求疵的纰漏，他都在定稿前堵上了。
最后一页翻完，他把笔搁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
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远处的写字楼群亮着零零星星的灯火，八月底的夜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闷热的暑气。书桌上的台灯把他面前的稿纸照得发亮，那叠稿纸的边角已经被他翻得卷了边，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修改的笔迹。
他睁开眼睛，拿起稿纸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他把稿纸装进文件袋，第二天一早，他开车到了朝内大街那栋灰白色的办公楼。
李司长的秘书已经提前在楼下等着，见他进来，直接领上三楼，推开了最里面那间办公室的门。
李司长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批文件，看见他进来，放下笔，摘了眼镜。
“小任，这么早？坐。”
任夏在沙发上坐下，从公文包里把文件袋抽出来，双手递过去。“李司，这篇文章，我想请您帮我先把把关。”
李司长接过文件袋，拆开封口，抽出那叠稿纸。
他重新戴上眼镜，先扫了一眼标题——《论“作者论”与“人性论”在文艺创作中的理论困境与错误导向》。
标题不长，但指向很明显，锋芒毕露。
“你这标题起得倒是有点意思。”
他抬头看了任夏一眼，然后低下头，翻开了第一页。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李司长看稿的速度不快，翻页的手指很稳，偶尔在某一段落上停下来，摘掉眼镜揉一下鼻梁再重新戴上，把那一段从头到尾重新读一遍。任夏坐在沙发上，端着秘书刚才送进来的茶，没有喝。茶水从热放到温，又从温放到凉，他始终没有端起来过。
他看到李司长读到第三节的时候，眉头猛地皱了一下，不是那种看到问题的不满，而是一种类似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神经的震动。从那以后，李司长的翻页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有几个段落，他反复看了不止两遍：任夏注意到，凡是文章里直指“作者论”与冷战时期文化渗透手段之间关联的地方，李司长的手指都会在纸面上停留很久。
时间一点点过去。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的窗格移到了西边，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两次，李司长都没有接。秘书轻手轻脚地进来续过一次茶，看了眼还在埋头读稿的领导，又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司长终于把最后一页稿纸翻过去，放在桌上。
他没有立刻开口，而是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慢慢揉着眼角。办公室里沉默了大约有一分钟，只有空调出风口的嗡鸣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一两声汽车鸣笛。
“小任。”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沉了许多，“这篇文章，是你自己写的？”
“是我自己写的。”任夏说。
李司长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目光里带着一种复杂的审视。
他想说点什么，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在这间办公室里批过无数份文件，看过无数篇送审的文章，有学院教授的学术论文，有政策研究室的调研报告，有各大报刊的评论员文章。
这些东西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无论好坏，他很少有看完了觉得需要倒吸一口凉气的。
任夏这篇不同。
“真是一篇雄文。”
他把眼镜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压在稿纸上，“振聋发聩，入木三分，直指病灶。”
他顿了顿，像是在组织措辞。
“长久以来，文艺领域一直有一种声音，打着‘创作自由’和‘艺术个性’的旗号，反复试探底线，试图否定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确立的文艺路线。这股声音的理论根源在哪里？很多人说不清楚，或者说清楚了也不敢点破。你这次，是把它的根给刨出来了，里里外外解剖了一遍，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他拿起稿纸，翻开第三节那一段。
“这一节尤其狠。你把作者论怎么从法国电影新浪潮的美学主张，一步步被冷战文化机器接管，变成针对全球的文化战争武器，这条线理得太清楚了。这不是在谈文艺理论，这是在谈意识形态战场的攻防体系。”
任夏没有接话，等着李司长把话说完。
“还有人性论那一节。”
李司长翻到文章后半部分，“你用‘双重标准’来概括这套理论的操作手法：面对压迫者的时候用放大镜找‘人性闪光’，面对反抗者的时候用显微镜找‘道德瑕疵’。这个词用得太精准了。一条一条案例摆出来，从小说到电影，从国内到国际，每一步都踩在点上。”
他把稿纸重新合上，抬头看向任夏。
“这篇文章的理论深度，不输给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埋头钻研了大半辈子的政策专家。说实话，刚才翻到一半的时候，我心里冒出来一个念头，这真不是哪个老家伙代笔的？”
任夏笑了，摇了摇头。“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每一个案例都是我自己查的。写了四五天时间，改了六七遍。”
李司长也笑了，那笑容里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感慨。
“你这个年轻人，总是能给人惊喜。”
他拿起桌上的座机话筒，按了一个内线号码。
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他的语气立刻从刚才的感慨切换成了一种笃定的、不容置疑的腔调。
“喂，是我。我手里有篇文章，关于文艺领域理论路线问题的。写得非常深刻，直指当前文艺界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症结。我个人建议你们内参组认真看一下，考虑全文刊发。稿子我这就让人送过去。”
他顿了一下，“对，我等你们回话。”
挂断电话，他转过身来，看向任夏。“你的文章，我争取让它上内参。”
任夏心头跳了一下。
他原本的计划是交给《文汇报》发表，上一回内参，分量完全不同。
《文汇报》是全国性大报，但内参是直接递到一定级别领导案头的参阅材料。
一篇文章上了内参，就不仅仅是公开发表的问题了，而是有可能成为政策讨论的参考依据。
“多谢李司。”他站起来，微微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