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没有公开表态。但内部消息说，施雅迪拒绝了怡和的求援。”
余海东眼睛微微一亮。
“会德丰呢？”
“会德丰那边更直接。约翰·马登的助理下午打电话来，说马登想请你喝杯茶。”
余海东接过参茶，没有喝。
“什么时候？”
“没说。只说方便的时候。”
余海东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关于会德丰的资料。
约翰·马登，四十七岁，香江出生长大的英国人，会说粤语，和华商圈关系密切。
会德丰的业务重心越来越偏向亚洲，和内地也有不少合作。
“阿媚，你觉得，马登想干什么？”
叶梓媚想了想：
“试探吧。看看我们下一步的动向。如果怡和真的倒台，会德丰肯定想接手一些业务。”
“不止。”余海东说，“他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他放下资料：
“太古和会德丰，都看到了风向在变。
他们不想跟着怡和陪葬，但也不想太早跳船，怕背个‘背信弃义’的名声。
所以他们观望，等我们出牌。”
“那我们出什么牌？”
余海东没有立刻回答。
他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怡和大厦。
那栋楼，今晚的灯光比往常少了很多。
“我们什么都不出。”他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他转身看着叶梓媚：“明天，《泰晤士报》还有第三篇。”
8月4日，周五，伦敦时间凌晨四点
彼得·格兰瑟姆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稿子。
这是他从业二十三年写过的最复杂的报道。不是技术上的复杂，是Z治上的复杂。
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
每一个结论，都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每一个可能被对方抓住把柄的地方，都要提前堵死。
第三篇的料，比前两篇加起来都猛。
新加坡离岸公司的具体名称和注册时间。
收款方的真实身份——槟城州务大臣的一位侄子，而不是模糊的“亲属”。
银行转账的日期、金额、流水号。
以及最重要的一条——
那笔钱在进入侄子账户后，又转出了一部分，最终流向了伦敦的一个私人账户。
账户持有人，是西门·凯瑟克的远房表弟。
格兰瑟姆看到这条的时候，手都在抖。
这不是普通的商业贿赂。
这是利益输送。
是从马来西亚贪官，到怡和主席亲戚的完整链条。
他熬了两个通宵，把所有证据交叉核对了三遍。
每一笔转账，他都通过第三方渠道验证了大致时间。
每一个名字，他都查了公开资料确认身份。
他甚至在昨天下午，通过一个关系，悄悄联系上了那位“表弟”的前任会计。
对方只说了四个字：
“我不记得了。”但语气里的惊慌，已经说明一切。
现在，稿子写完了。
法务过了。
主编批了。
就等今天见报。
舰队街的天还没亮，路灯把街面照得昏黄。
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这些材料，到底是谁寄来的？
第一批，寄到调查新闻部，匿名。
第二批，也是匿名，寄到他的私人信箱。
寄件人似乎对他的背景、他的习惯、他的联系方式，了如指掌。
这个人，一定在香江待过很长时间。
可能认识怡和内部的人。
可能参与过槟城项目的运作。
可能对西门·凯瑟克有深仇大恨。
也可能是……某个对手派来的。
格兰瑟姆摇摇头，把这个念头甩开。
管他是谁。
只要材料是真的，就该报。
这是记者的天职。
早上六点，《泰晤士报》第三篇见报
头版头条。
《怡和丑闻：资金流向凯瑟克亲属账户》
副标题更狠：“马来西亚贿赂款疑经多层转移抵英”
全文三千字，配图表、数据、账户流水截图。
没有隐晦。
没有保留。
没有余地。
上午九点，伦敦金融城
怡和存托凭证开盘价十五点二英镑——这是停牌前的价格。
但停牌没有持续太久。
十点整，交易所宣布恢复交易。
十点零一分，第一笔成交价十四点一。
十点零五分，十三点二。
十点十五分，十一块八。
跌幅百分之二十三。
停牌。
再开。
再跌。
到中午收盘，怡和DR报九点七英镑。
两天半，跌了百分之六十。
下午三点，香江交易所
怡和集团股价报六块二。
比上周跌了百分之六十。
市值蒸发超过一百亿。
交易大厅里，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发呆。
这是香江开埠以来，英资财团最大的一次股灾。
下午四点，汇丰银行大厦
迈克尔·桑顿召开紧急会议。
“怡和的抵押品已经跌破平仓线。”
风险总监钱德勒说，“按照协议，明天开盘我们必须强制平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