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没有公开表态。但内部消息说,施雅迪拒绝了怡和的求援。”
余海东眼睛微微一亮。
“会德丰呢?”
“会德丰那边更直接。约翰·马登的助理下午打电话来,说马登想请你喝杯茶。”
余海东接过参茶,没有喝。
“什么时候?”
“没说。只说方便的时候。”
余海东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关于会德丰的资料。
约翰·马登,四十七岁,香江出生长大的英国人,会说粤语,和华商圈关系密切。
会德丰的业务重心越来越偏向亚洲,和内地也有不少合作。
“阿媚,你觉得,马登想干什么?”
叶梓媚想了想:
“试探吧。看看我们下一步的动向。如果怡和真的倒台,会德丰肯定想接手一些业务。”
“不止。”余海东说,“他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他放下资料:
“太古和会德丰,都看到了风向在变。
他们不想跟着怡和陪葬,但也不想太早跳船,怕背个‘背信弃义’的名声。
所以他们观望,等我们出牌。”
“那我们出什么牌?”
余海东没有立刻回答。
他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怡和大厦。
那栋楼,今晚的灯光比往常少了很多。
“我们什么都不出。”他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他转身看着叶梓媚:“明天,《泰晤士报》还有第三篇。”
8月4日,周五,伦敦时间凌晨四点
彼得·格兰瑟姆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稿子。
这是他从业二十三年写过的最复杂的报道。不是技术上的复杂,是Z治上的复杂。
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
每一个结论,都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每一个可能被对方抓住把柄的地方,都要提前堵死。
第三篇的料,比前两篇加起来都猛。
新加坡离岸公司的具体名称和注册时间。
收款方的真实身份——槟城州务大臣的一位侄子,而不是模糊的“亲属”。
银行转账的日期、金额、流水号。
以及最重要的一条——
那笔钱在进入侄子账户后,又转出了一部分,最终流向了伦敦的一个私人账户。
账户持有人,是西门·凯瑟克的远房表弟。
格兰瑟姆看到这条的时候,手都在抖。
这不是普通的商业贿赂。
这是利益输送。
是从马来西亚贪官,到怡和主席亲戚的完整链条。
他熬了两个通宵,把所有证据交叉核对了三遍。
每一笔转账,他都通过第三方渠道验证了大致时间。
每一个名字,他都查了公开资料确认身份。
他甚至在昨天下午,通过一个关系,悄悄联系上了那位“表弟”的前任会计。
对方只说了四个字:
“我不记得了。”但语气里的惊慌,已经说明一切。
现在,稿子写完了。
法务过了。
主编批了。
就等今天见报。
舰队街的天还没亮,路灯把街面照得昏黄。
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这些材料,到底是谁寄来的?
第一批,寄到调查新闻部,匿名。
第二批,也是匿名,寄到他的私人信箱。
寄件人似乎对他的背景、他的习惯、他的联系方式,了如指掌。
这个人,一定在香江待过很长时间。
可能认识怡和内部的人。
可能参与过槟城项目的运作。
可能对西门·凯瑟克有深仇大恨。
也可能是……某个对手派来的。
格兰瑟姆摇摇头,把这个念头甩开。
管他是谁。
只要材料是真的,就该报。
这是记者的天职。
早上六点,《泰晤士报》第三篇见报
头版头条。
《怡和丑闻:资金流向凯瑟克亲属账户》
副标题更狠:“马来西亚贿赂款疑经多层转移抵英”
全文三千字,配图表、数据、账户流水截图。
没有隐晦。
没有保留。
没有余地。
上午九点,伦敦金融城
怡和存托凭证开盘价十五点二英镑——这是停牌前的价格。
但停牌没有持续太久。
十点整,交易所宣布恢复交易。
十点零一分,第一笔成交价十四点一。
十点零五分,十三点二。
十点十五分,十一块八。
跌幅百分之二十三。
停牌。
再开。
再跌。
到中午收盘,怡和DR报九点七英镑。
两天半,跌了百分之六十。
下午三点,香江交易所
怡和集团股价报六块二。
比上周跌了百分之六十。
市值蒸发超过一百亿。
交易大厅里,有人哭,有人骂,有人发呆。
这是香江开埠以来,英资财团最大的一次股灾。
下午四点,汇丰银行大厦
迈克尔·桑顿召开紧急会议。
“怡和的抵押品已经跌破平仓线。”
风险总监钱德勒说,“按照协议,明天开盘我们必须强制平仓。”